王旭(中间站立者)代表江山市委市政府问候师生。
北京时间2013年7月7日凌晨，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77客机(航班号OZ214)在美国旧金山机场降落时发生重大空难事故，到当日中午前后最终确认：江山中学高一学生王琳佳和叶梦圆不幸遇难，另有两名学生刘易芃和李虹静重伤住院，其余26名学生和4名教师安全。
16时，江山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善后工作。会议决定：派出由我带队的工作组陪同遇难者、重伤者家属赶赴旧金山处理善后事宜；要求相关部门特事特办，为工作组尽早成行提供一切方便；向上级及时汇报情况，寻求支持。而实际上，空难发生之后，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中央、省、市主要领导都迅速作出指示或批示。有关部门行动异常迅速：从下午拍摄护照相片算起到晚上10时30分完成全部手续，江山、衢州和省三级公安部门一共只用了5个小时；省政府外事办相关领导专程赶到江山，连夜展开工作，突出重点，多方沟通，并最终取得美方的大力支持。是夜，江山市政府大楼用通宵的灯火迎接8日清晨。
茫然上路
抵达旧金山总领馆里的抗议
7月8日上午9时，工作组5名成员和家属代表共17人乘大巴踏上赴美旅程。车上弥漫着极度悲伤的情绪，对遇难者家属来说，这是一次心碎之旅，两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家长们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任何安慰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对重伤者家属来说，担心更坏结果出现，内心也是备受煎熬；对工作组成员而言，则是压力重重，忐忑不安，大家都感到心里没底！
说心里没底不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我们出发时，护照签证以及机票都未真正落实，一路上的交涉就没有停止过。美领馆方面所需时间最难确定，而韩亚方面始终没有敲定准确的航班时间。所幸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支持，求援之时总有人出面破解难题。衢州市外事办的一辆专车带着材料到杭州办完手续后，先于我们赶到上海美国总领馆协调相关手续。我们于15时30分赶到，马上就进入绿色通道，这次美国人表现了足够的同情心和灵活性，也是特事特办，派出1位领事对我们表示慰问并进行集体面谈，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时间。16时，我们往浦东机场赶，路上被告知护照的制作并送达至少还需要3小时，那意味着肯定赶不上17时40分起飞的韩亚航班。我们急得不断地同韩亚交涉，希望航班推迟起飞，却始终未能得到确切的答复。正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传来外交部已通过韩国驻华使馆，明确要求韩亚航班必须等待我方工作人员和家属登机后方可起飞的消息，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事后我们了解到，在当晚(7月8日)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这样说：“据了解，浙江省已成立工作组，预计于今晚陪同遇难者家属赴美处理善后事宜，外交部和中国驻美使领馆将全力予以协助，美方已表态将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和协助。”可见，外交部一直关注我们的行踪，并一路为我们排忧解难，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并在之后连续几天都成为记者会的话题。
在浦东机场，我们同先期到达的省外事办美大处副处长刘晓慰会合了。与我这个外交外事的门外汉不同，刘处有多年外交官的工作经验，并曾在新西兰担任过领事，他的到来为我们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最终，韩亚航班延迟2个多小时，于20时20分起飞，22时抵达首尔机场，换乘飞机后于22时40分飞往洛杉矶。
抵达旧金山
美国西部时间7月8日18时30分航班抵达洛杉矶机场，我们要在这里入境美国，然后换乘美国国内航班飞往目的地旧金山。在机场换乘候机时，我同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副总领事易先荣通了电话。他征求我们抵达后的工作愿望，我提出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让家属见到遇难者遗体、伤者家属到医院看望伤员、校长见到受困师生的请求。
8日23时许，几经辗转，奔波了将近30小时后，我们终于抵达旧金山机场。我们被要求在其他乘客走完之后从后舱门下机，我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总领事袁南生和韩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在舷梯旁迎接，随后分乘两辆机场大巴，在数辆警车护送下驰离机场。下了飞机，大家心情顿时紧张起来，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挑战呢？对于我们的抵达，7月9日(北京时间)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么回答的：“7月9日14时15分，浙江省伤亡学生家属及政府和校方处理善后工作小组一行18人抵达旧金山，驻旧金山总领馆正积极协助工作组及相关人员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当然，这也是后来知道的。现在想来，幸亏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否则不知要平添多少压力。
大巴停在离机场不远的皇冠酒店门口。进了酒店，我们忽然发现遇难者的8名家属不见了，于是，我心急火燎地去找袁总领事。在酒店的213房间，袁总耐心地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情况：因为家属要求马上见遗体，而按美国法律要求，见遗体之前先要见验尸官，然后还得履行相关手续才行。现在，家属就分别在和验尸官见面，美国人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这种场合除了家属和领事官员外，其他人是不让参加的；伤者家属去医院探望也不成问题，去旧金山总医院的车子已经出发，家长很快就可以见到孩子；至于校长看望师生的问题，则比较简单，因为当天已将全体受困师生从其它酒店转移过来，就同我们住在一起。然后，袁总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对我提出的几个工作目标：即弄清死亡原因、协助处理死者善后，确保伤者得到最好治疗，以及师生平安回家和索赔法律援助等，均表示赞同并从可行性角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同袁总见过面后，我心里已经有点底了，我知道今后工作必须把握一条原则——紧紧依靠总领馆，否则将一事无成。据我们了解，这次空难给总领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8日晚已经是领事们的第3个不眠之夜。60名编制的总领馆，单在皇冠酒店就派驻有20多名外交官，直接参与善后事宜处置。在我们抵达的当天，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箎率20多位部长专程到拉斯维加斯参加中美经济对话，拉斯维加斯属旧金山总领馆的领区，本来袁总应该去接汪副总理一行，但由于空难发生，王毅外长指示袁总在旧金山接应我们。这个消息在让我们吃惊的同时，也让我们对党中央视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治国理念，和处理突发事件的果断决心，有了更真切的体验。
总领馆里的抗议
韩亚航空公司社长、总裁尹永斗先生7月9日下午赶到旧金山，提出要见遇难者家属，并当面致歉。见还是不见？是个问题！我们征求家属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此时没有心情听韩亚的道歉，尤其对他们可能带着媒体上门的作秀行为表示强烈反感！旧金山当地韩侨在事故发生后自发捐款7000美金，托总领馆转交，亦被死难者家属婉谢。
韩亚作为近年快速发展的国际航空业新兴公司，毫无疑问是最不愿意看到空难发生的，灾后他们确实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参与救援。但从我们的角度看，韩亚开始时的反应远谈不上主动和迅速；如果以东方文化来要求，那么可以说他们对遇难者家属第一时间的抚慰和照顾是不成功的。仅举一例：我们出发赴美的航班，是我们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才找的韩亚，而非韩亚的主动安排；商务舱的安排更是反复交涉的结果，从没有到2个再逐步增加到8个。而我们死伤者家属共有12位，其中的4位就只能和工作组成员一起挤经济舱，可他们不但处于极度悲伤之中，而且已经几乎4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所以，死难者家属叶先生在浦东机场和首尔机场向媒体表达了对韩亚的强烈不满。
9日晚上22时和翌日早餐时，尹先生又两次欲见家属，皆被拒绝。10日上午是工作组和家属代表约定同袁总会面的时间。会面中，袁总再次表达对死难者家属最真挚的问候，并在认真听取大家意见后，表示将向外交部书面反映韩亚善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抄送我国驻韩大使馆，通过他们向韩国方面表达不满和关切。会面进行了一个上午，在行将结束时，韩亚方面给袁总递进一个条子，大意是尹永斗先生求见，希望能尽快安排。袁总慎重考虑后决定下午14时30分在总领馆约见尹先生，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想这是向韩亚方面转达家属意见和表达我们严重关切的最佳时机，不应错过，于是我坚定地说：去！而且要“发炮”。但心里却有些发虚，毕竟这是外交场合，不能出洋相。我向袁总讨教，该说点什么？袁总只说挑重要的说。
袁总约见尹先生的情况，后来总领馆方面发了新闻稿，各大媒体多有刊载，其中关于我的发言是这样表述的：
“王旭组长在对韩亚空难深表同情的同时，代表伤亡学生家属及其他师生也坦率指出了韩亚航空公司在救治和善后工作方面的不足，要求韩亚航空为中方有关人员提供更多心理抚慰，尽快处理死者善后事宜，为改善滞留旅客生活条件提供更多实质性帮助，尽快解决中方人员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更多体现出韩方应有的诚意。”看上去我的讲话得体且温和，但这是按外交口吻作了修饰的，而实际上，我当时的措辞比这要激烈得多。下面也是我当时的一些话：“我们一行对韩亚的看法，已从最初的期待、到后来的失望变为现在的愤怒”；“韩亚在对死者家属的照顾和受困师生的心理抚慰方面，缺乏诚意和实质行动”；“韩亚被动应付的行为，将可能在中国年轻人中制造一批自己的反对者”；“我们浙江乘客这次受伤害最重，但我们现在感到最无助，我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的意见对后来韩亚态度的转变是否起了作用，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这是一场大的交锋，如果韩亚感到了压力，那力量一定是来自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门、媒体和包括乘客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这种力量是难以抗拒的。一天以后，韩亚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大媒体上刊登道歉信——《韩亚航空向中国人民致歉》，向所有中国人民郑重承诺，“会全力以赴，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北京青年报还把袁总约见尹先生的消息和韩亚的道歉信刊在同一版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