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文学不是经济大国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碰撞并作充分揭示的产物
今日中国丰富复杂的精神和生存形态，生成了独特的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文学做好回应时代呼唤的准备了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时代
中国社会结构正面临着巨大变革：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学界公认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这一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在经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活力发展到顶峰的盛唐时代之后，在经历了新的商业经济初步形成的北宋时代及一度中兴的明代但因为两次异族入侵滞后于西方导致农耕经济山穷水尽之后，终于因为自身律动的需求，并以与西方冲突为表面征兆，轰然崩溃，从而告别“老”中国，步入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当下中国人的个体生存方式和存在形态都面临着根本性、结构性的选择。困惑，矛盾，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也正因此，催生了当今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精神。东西方社会生存形态在当今中国登场的丰富性，也生成了中国在应对过程中所发出的“中国声音”及在全球话语场中的分量。
文学需要回应时代呼唤
大国文学不是经济大国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碰撞并作充分揭示的产物。在东西方相互疏隔的时代，大国文学曾经以地域性标高的形式出现，诸如人文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工业革命时代的巴尔扎克，西风东渐过程中的俄国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顶峰时代的精神标志的唐诗，作为中国从农耕经济到商业经济社会转型初期精神标志的宋词等等。
而当今时代的丰富性正在呼唤着当今的中国文学。当今的中国文学，或许应该从下面三个方面回应时代呼唤：
其一，写出当今国人五光十色的丰富人生：资本阶层的崛起，知识分子的心路和蜕变，平民百姓的人生遭际，代际的文化冲突，金钱的光芒与罪恶，肉体的觉醒与沉沦，等等。写出这其中的历史原由、现实成因、情感的深处、心灵的内蕴、生命的肌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惟如此，才能滋润心灵，满足情感沟通需求。
其二，不能遮蔽文学概括和揭示社会形态演化、历史变迁的功能。作为大国文学的中国文学，要通过对各种人生形态的描写，让读者看到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看到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错综复杂，给读者以认识外部世界、认识历史的启示。如此，方能构成大国文学的精神分量和思想含量。
其三，涵养大国文学气象。大国文学可以对人生百态以高度概括，对社会历史变迁以深刻揭示，对精神形态演化以全面描述，所有这些，固然可以给后人条分缕析的可能，但其自身却不是直白地自我展示，而是作为一种气象流淌于字里行间。当今中国文学，若成为大国文学，亦应该有大国气象生成于其间。
大国文学的历史性准备
当下中国文学的生产力，从价值形态来说，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一种是上世纪30年代生人，一种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一种是上世纪80年代生人。
30年代生人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在当今中国文学格局中，或许不再发生重大影响，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实际上仍然影响着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他们的优势与局限都在于，无论是怀念还是反思，他们与历史有着血肉相连的生命性维系。所以，在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转型和变革中，他们对新的时代的提问与呼应，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的丰富性与真切性，他们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反思程度，直接影响着后几代人对当今时代认识的深刻程度。
50年代生人的作家是中国当今文学界的实际领导者，60年代生人的作家在价值形态上基本上不出其右，所以，尽管创作甚丰、实力颇强，但也可以归纳于这一代作家的版图之内。这一代作家，生命经历最为丰富，虽然得到30年代生人的作家父兄辈的引领，但与五四一代作家的对接，与西方现代作家的对接，他们自身的生命成长，终于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一支，且较30年代生人的作家，有了更为宽广的价值视野与更为丰富的人生经验，更少了些生命经验性束缚所带来的价值性束缚。他们是中国目下最具实力、最有希望的一代作家。但较80年代生人的作家，他们对新的社会人生形态，少了亲缘性，多了历史因袭的沉重。
80年代生人的作家，是中国当今文学创作界最为活跃的一代人。他们的生命经验、人生历程、价值观念，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步生成，他们最容易生成中国文学的新的气象。但他们处在当今历史的断裂处，他们既没有历史的纵深感，也没有人生经验的丰富性，这不由得使人怀疑他们创作的厚重性、深刻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现实意义很强的散文，字里行间充溢着深刻的思想性。此类散文远追《史记》之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创作标高。或许，它们是中国文学回应历史和时代呼唤的尖兵部队？鲁迅曾云：五四时代的文学，小品文的成功，是在小说、诗歌之上的。但五四文学的辉煌，毕竟是由小说、诗歌、小品文共同完成的。作为大国文学的中国文学，也将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