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0余位海内外文史研究专家与古籍出版界人士齐聚上海书展，参加题为“新时期古籍整理方向”的2013学术出版上海论坛。其中，古籍数字化给古籍整理带来的全新方法——“E考据”引起与会者热议。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教授黄一农关于文史研究的“一个3D、立体的文史研究新环境正扑面而来”的憧憬，令人眼前一亮。
大数据时代，“E考据”神通广大
“我们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时光。现在可以全文检索的中文古典文献多达50亿字，中文论文多达500万篇。这样的天地太广阔了，这样的研究条件是过去任何一位文史研究者都不曾有过的。”黄一农直言。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也告诉记者：“近年来图书文献资料数字化的步伐在加快。它所带来的便利太大了，可以帮助我们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研究的文献综述，从前老一辈的学者都是通过自己的博闻强识逐渐完成知识的积累，这个积累的时间相当长。而如今通过数字化文献检索这样的技术手段，新一代的研究者可以很快地进入这个领域。我还听说古籍数字化可以为研究带来新视野和新方法。”
将“E考据”也即充分借助电子资源进行考据的方法运用到实际研究的尝试，不少学者已经在做了。最近三年，黄一农就践行着一项疯狂的实验——用“E考据”研究《红楼梦》。论坛上，他与大家分享的《春柳堂诗稿》新考就是自己的最新成果。这一研究不仅破除了书中有关曹雪芹小注是钤盖或贴条的历史存疑，也证明了曹雪芹之名在书中被刻成上雨下沽的这个字确为“霑”字的俗体。事实上，“红学”是黄一农故意选择的陌生领域。从事古籍研究，他是“半路出家”，20多年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拿到的竟然是天文学博士学位，而后又从天文学史、科学史转到了现在的纯历史研究。黄一农当然知道“红学”是一门相当成熟的学问，但他也坚信，运用“E考据”，一定还能有新发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黄先生采用的‘E考据’，平日我从事文史研究时也在采用。我往往利用数据库把整个唐诗文本一本不拉地加以校对。”
方法升了级，肩上担子却更重
“别以为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搜寻。‘E考据’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之上的，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做出一个有效的梳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培养不一样的问题思维，问些不一样的问题。更何况，现在的数据库资料还处在比较粗糙的阶段，没有太多规范可言，误差比比皆是。据我所知，平均每100个字里就有2个字是错的，如果正好碰上这2个字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以自己的思考来避免数字化陷阱。”黄一农坦言，古籍数字化其实令今后研究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有了如此优越的研究条件，我们必须比上一代人的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看来，古籍数字化不过是往前进的一个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因为有了‘E考据’，做博士论文就不看原典了，甚至助长一些不良学风。”陈尚君也告诉记者：“古籍数字化不能代替古籍整理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唐诗古籍里涉及到谁、在什么背景下做了什么等问题，数字化只能部分解决背景考据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古籍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古籍文本层面上，回到个人创造性的研究。
论坛上，多位专家提到，未来古籍整理的方向是研究性的深度整理，简单的影印、标点或者翻成白话文远远不够，这对古籍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文史知识与数字技能兼通的复合型整理人才，迫切需要引起重视。”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编审赵昌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