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與批評家之間暗送秋波，勾肩搭背地互相哄抬，這在當今的中國文壇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早在幾十年前，文學批評家李健吾先生就以其銳利的眼光，洞見了今日的文學批評可能發生的亂象。李健吾先生告誡批評家說：“批評最大的掙扎是公平的追求”，“人容易在人海迷失，作家容易在經驗中迷失，批評者同樣容易在摸索中迷失。做人必須慎重，創造必須慎重，批評同樣必須慎重。對象是作品，作品並非目的。一個作家為全人類服役，一個批評者亦然：他們全不巴結。批評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無名，唯恐他們遭受埋沒，永世不得翻身。他愛真理，真理如耶穌所雲，在顯地方也在隱地方存在。”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們為了一己的私利，不斷突破文學批評的底線，將文學批評當成了對當紅作家溜須拍馬的諂媚書。
著名作家葉辛說：“如今我很少見到像李建軍、王彬彬等批評家有建設性的批評。我認為，一個好的作家實際上是願意聽到對自己作品的比較真摯的評鑒。有時批評家指出不當之處，讓我們能受益很久。”然而，更多的作家卻像寫小說的巴爾扎克根本就瞧不起文學批評家一樣，在他們的心中，那些文學批評家都是一些紙上談兵，創作失敗之后才轉型從事文學評論的。他們在骨子裡根本就看不起文學批評家。為了討得作家們的歡心，許多著名的文學批評家甚至不惜摧眉折腰，將文學批評變成了對當紅作家肉麻的吹捧。如某著名文學批評家在評論張煒的《你在高原》時寫道：“這本書可以看出當年《柏慧》的影子，但改動得較大，也改得相當棒。這就讓我有點驚異”，“那一夜我又沒有睡覺，我就想說難道真有奇跡發生嗎？漢語文學能有奇跡嗎？我說《憶阿雅》就是奇跡”，“如果漢語文學有高原，《你在高原》就是高原﹔漢語文學有脊梁，《你在高原》就是脊梁。我讀了這幾卷，我承認我被擊敗了，我為什麼被擊敗？我原來想到漢語文學我們能夠駕馭，我們讀了幾十年的書，一般作品我們還是能駕馭的。但是發現《你在高原》我們不能夠駕馭，我們不能夠把它說清楚，我覺得超出了現有的文學理論的支持，我覺得它產生了很多的東西，孕育出漢語文學的很多新的素質。”在論及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時，這位批評家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欣喜若狂地向全世界宣告：“全部敘事則是通過一個地主投胎為動物驢、牛、豬、狗來表現。這是一個變形記的故事，卡夫卡的形而上的變形記，在這裡被改變為一種歷史的變形記，一個階級的變形記，人在歷史中的變形記。在這個意義，莫言把卡夫卡中國本土化了，並超越了卡夫卡。”總之，怎樣可以討得當紅作家的歡心，該批評家就怎樣神侃。
可以說，絞盡腦汁巴結作家，已經成為了當今文學批評的常態。一旦誰要對他們哄抬的作家的作品進行批評，他們就會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為這些作家打圓場。甚至不惜對批評者大潑臟水，危言聳聽地宣稱對方的文章引起了“公憤”。他們以文壇法官自居，動輒抹黑批評者，將與自己文學觀念不一致的批評者說成是不懂文學，仿佛這個世界上文學是他們家開的專賣店，隻有他們自己才是真理在握的文壇大法官。在這些批評家的心中，有奶就是娘。為此，有人吹捧以抄襲著稱，傲慢無禮地拒不認錯的郭敬明咳嗽一聲都能攪翻整個媒體，這是我們這些所謂老作家望塵莫及的，每部銷售都在百萬冊以上，這是不爭的事實。
以發行量論英雄，以名氣大小論文學成就，這就是某些文學批評家和作家們的太空邏輯。這些阿諛者根本就不知道，法國作家司湯達一生共寫過33部作品，但在其生前，隻出版過十四部作品，這些作品往往都是一直躺在書店的書架上無人問津。其《論愛情》出版后，在十年中，一共隻賣掉17本。其代表作《紅與黑》最初的印刷數量總共也隻有750冊。而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那些偉大的經典之作，幾乎都是在他去世之后很久才出版發行的。他的第一部小說集《觀察》出版后，幾年間一共才售出11本，而這11本中，有10本卻是被卡夫卡自己買去的。真正偉大的作家是不屑於與文學批評家勾肩搭背，靠炒作來吸引眼球的，他們堅信，那些熱鬧一時的作品，終將都是過眼的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