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指导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纪录片《鸟的迁徙》的开篇。
“每一年秋天，出生不久的北极燕鸥就要离开自己甚至还未熟悉的家乡，跟着亲人们一起飞过大约一万八千公里，到达南极的浮冰区过冬。来年的春天，它们又一定会匆匆启程，飞越非洲西海岸，飞越北大西洋再度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
许许多多类似北极燕鸥的候鸟，来自不同大陆，它们每年都要飞越长达13000公里的生命线，完成年复一年的生命延续。这条唯一的迁移线，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阿拉斯加，途经22个国家，穿过中国的东部沿海省份，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以红腹滨鹬为例，每年四月，这种鸟儿从南半球起飞，在万里行程之前，它们会铆足了劲：先吃成“大胖子”，还会将一些暂不需要的生殖器官如子宫等萎缩，之后不停歇、不睡觉、不进食，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生命线连续飞行6000公里，历时7天抵达渤海湾后，只剩下约不到一半的体重。
从亘古时代，候鸟从未改变这古老的旅行规则，跨越重洋，循环往复，一鼓作气。候鸟们在途中各个驿站短暂相聚又马上分离，它们历尽艰难险阻，万里行程，只为再回到彼岸故乡。
“部落酋长”的隐忧
我国滨海湿地汇聚了全国水鸟种类总数的80%以上。2008年，全国鸟类环志(指搜集鸟类迁徙路线、繁殖、分类数据的研究方法)工作初步调查的数据证实，从我国过境迁徙的候鸟种类和数量约占世界20%至25%左右。
然而近几年，途径我国东部滨海湿地的候鸟们，却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过度的经济开发导致天然湿地面积减少，水质污染严重，湿地生态环境退化，进而导致大量候鸟种群减少。从目前情况看，这种现象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所有依赖湿地系统的鸟类数量都在下降，而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开发。”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著名鸟类学家托马斯·皮尔斯玛教授在谈到中国湿地与候鸟的关系时这么说道。
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珍稀鸟类，它是仅次于朱鹮的第二种最濒危的水禽，国际自然资源物种保护联盟和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将其列入濒危物种红皮书中；在中国则被列入极度濒危鸟种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2年全球同步调查数量估计2693只，主要越冬地在台湾、香港、福建、广东、海南、日本、越南等河道入海口的滩涂湿地。
近年来，黑脸琵鹭在各栖息地路湿地迅速萎缩，海岸滩涂湿地的围垦以及污染、过度捕捞水产品导致其数量骤减。2011年仅记录到1848只，同比下跌21%。虽然到2012年黑脸琵鹭的数目急升，但令人揪心的是，它们南下越冬时，已难觅落脚地。
人类经济发展的势头，使得黑脸琵鹭等珍稀水禽的最后家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滨海湿的破坏，成为黑脸琵鹭“部落酋长”的深忧。
别让旅行成为候鸟生命的博弈
湿地，是候鸟旅程中的驿站，是它们觅食的唯一场所。湿地的破坏，将直接导致候鸟的死亡。
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中国大片的滩涂逐年被转变成盐池、水产养殖池、农田、休闲娱乐区和工业区。
“我国湿地丧失的现状非常严重。”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江红星博士忧心忡忡地说。2003年全国首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天然滨海湿地消失了50%以上。而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围填海总面积增至1338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285平方公里。
红腹滨鹬因湿地围垦缩小了1/3，区内这种鸟猛增约4倍，这意味着，周围湿地都被破坏了。这样大量聚集的风险非常大，种群集中度高，万一出现类似禽流感的疾病会危害到整个种群。
恶果已有先例。韩国新万锦是在EAAF这条候鸟生命线上极为重要的中停地，却因1991年开始动工的围海工程成为“巨大的环保丑闻”。在公众抗争历时15年后最终建成，长达33公里的海堤工程上，围垦滩涂面积多达400平方公里。原有的大滨鹬10万只，围垦后不到一万只。
如不及时遏制，中国东部滨海湿地将步其后尘。
可喜的是，对湿地的重视与保护，目前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一方面，国家在不断完善湿地保护的相关法律，如“十二五”全国滨海湿地保护工程的正式启动，这对加强我国滨海湿地保护与建设，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正在用开发生态旅游等方法，既合理、有效地“利用”湿地，又减少了对湿地的破坏。以华侨城湿地为例，在立项之初，欢乐海岸始终秉承华侨城集团“生态环保大于天”的建设发展理念，遵循“正本清源、循环净化、生态修复、保护提升”原则，对湿地进行综合治理，通过湿地封闭管理、水质改善工程、湿地生态提升三步，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重新构筑起湿地内动植物与深圳湾的生命通道，成为深圳全新的“生态名片”。
候鸟的迁徙，是一种对回归的承诺。别让这样美好的旅行，变成一场生死的搏斗。让我们共同保护湿地，守护候鸟们回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