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电台稿湾《旺报》16日刊载投文章，作者称，在实际生活中，台湾人都能普遍、自觉地遵守“规则”，并成为日常的习惯。但是这种“强制力”或“驱动力”，是来自哪里？作者对此进行了探寻。他说无所不在的“检举达人”，让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不得不变得收敛很多。
文章摘编如下：
一次，我和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小朱，一起从他舅舅开的车上下来，准备坐捷运(地铁)去其它地方。小伙子在他舅舅家待了一下午，没抽一支烟。但一离开他舅舅，就急不可耐地大口大口抽起烟来。天下着雨，我们已走到捷运站的站亭下，但他就是不进去，一定要在空旷处淋着雨先将烟抽完。
在舅舅家不抽烟，他说是因为舅舅和家人管得严，不让在家抽，这很好理解。但为何不能走到捷运站亭下一边躲雨一边抽？他说：不行!只要有屋顶的地方，就不能抽烟，到里面抽烟会被罚款。我说：夜晚天这么黑，谁看得到你啊，你就在站亭的屋檐底下抽，至少可以不淋雨嘛!他笑着连连摆手，怎么也不肯进去。
小伙子向我解释，我又回头查了很多资料，才知道，根据台湾的“烟害防制法”，公共场所，以及3人以上共享的室内工作场所──差不多真的只要有屋顶的地方，除吸烟室外，就一律不准吸烟;甚至一些户外公共空间，例如有儿童、老人活动的社区公园，大专院校，体育场和游泳池，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即使不是在室内是在天空下，吸烟也是违法的。
小朱苦笑著说，台北街头到处是摄像头和监控探头，还有无处不在的“爱管闲事”的民众，只要拍下你在不该吸烟的地方吸烟，你就等着交罚款吧。──原来他有“前车之鉴”，曾被“抓过现行”。
禁烟法规的执行者是卫生部门的卫生稽查人员。根据小朱的“体验”，如果拒不配合执法和出示身份证件，员警就会出现，并被强制带到相关场所查明身份，“验明正身”，处罚会更严重。
明确、细致、处罚力度极强的法律法规，严格而可操作性强的执法手段，保证了公共场所和可能影响他人健康的工作场所不吸烟，这样的文明行为大行其道。
但像公共交通工具上排队、或给有需要的人士让座等，纯属道德层面的文明行为，不可能以法律法规对每个人作出强制性的规定。而实际生活中，台湾人都能普遍、自觉地遵守这种“规则”，并成为日常的习惯。其“强制力”或“驱动力”，来自哪里？
台湾朋友说，在他印象中，20多年前，台湾人也不是现在这样，坐车也会争先恐后，也会有人不让座。但是，悄悄的，一切都慢慢改变了。
促成这些改变的动因有很多。但其中当局的引导和“文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很重要的。
台湾并无类似“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不过，他们在精神文明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却细致有加。比如，在捷运站等车，每个捷运列车车厢停靠处门外的地板上，都用白线划上了应该排几列队、排队朝向哪个方向。在公共场所打电话，抬头就会看到提示：打手机请轻声细语，长话短说，简讯传送。细致若此，每个受过教育的乘客都没法不按此践行。
捷运车厢内的“博爱座”，以前座椅是粉红色的，但台当局体察民情，了解到粉红这种浅色不易让人觉察，有时乘客可能没注意到，不小心占了博爱座。于是，捷运公司不惜资金，将博爱座全部改换成能让人更容易注意到的深蓝色，配合在各种场合的宣传引导，“让博爱座充满车厢的每一个角落”开始深入人心。
许必旺说，当有这种文明习惯的人多了，形成了氛围，不文明、没公德的行为就会受到鄙视，就会减少。“大家都盯着你，你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京站时尚广场门外的市民大道人行道上，我曾亲眼见到一个细节：一群年轻人在吸烟，其中一小伙子的烟头不慎被另一人打掉在地上。小伙子立即捡起烟头，掐灭后走到十几步开外，扔到一个垃圾桶里。
台湾的法律鼓励市民参与城市管理，共同监督违法，对检举人士给予高额检举奖金。这种奖励制度，还养活了一批“检举达人”。有的“检举达人”个人一年所获得的最高检举奖金竟然高达上百万元台币。
无所不在的“检举达人”，让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不得不变得收敛很多。某种程度上，这似乎也是让人们变得“规矩”、文明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