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江的黯然退出，是CBA“烧钱时代”带来的副作用，尽管上座率一路走高，收视率持续飙升，但CBA球队无法盈利却是不争的事实。大牌外援的进驻以及巨额赞助合同的到来，帮助CBA开启了眼球盛世，但风光与热闹的背后，是小球队连年赤字的惨痛景象。如今的CBA，早已成为一个烧钱的火盆，没有钱，你真的闹不起。
被炒出来的外援市场
王兴江担任山西队老板的7年间，炒了12位主教练，也炒火了CBA的外援市场。
2008-09赛季，痴迷于大牌球星的王兴江炒掉了之前表现出色的多塔·史密斯，引进了CBA历史上第一名正值当打之年的大牌外援邦奇·威尔斯。从此，CBA球队均方向一致地将外援挑选渠道伸向NBA，在这种势头的席卷下，那些并没有在NBA证明过自己的外援，也身价飞涨。
在2008-09赛季之前，那些在CBA打出惊人表现的外援占据着CBA收入金字塔的顶端，但不管是奥得捷、高德，还是积臣，月薪都不过数万美元，考虑到CBA短暂的赛程以及丰厚的奖金，这样的薪水待遇已经可以媲美一些欧洲联赛。
但随着山西队、广厦队以及新疆队大刀阔斧地引进大牌外援，这种平衡与默契逐渐被打破，10万美元的月薪开始成为“低保数字”。
2008-09赛季，斯奈德当选得分王，浙江队签下他的代价只是5万美元的月薪。但到了2012-13赛季，杜比当选得分王，浙江队签下他的代价却是超过150万美元的年薪。短短的4年间，浙江队两任得分王之间的薪水差距是惊人的5倍，显然，薪水上的差距与能力上的差距根本无法挂钩。
随着CBA影响力的提升，不少身处个人生涯巅峰的球员选择来此淘金，超高的性价比是他们做此选择的最重要原因：与在NBA需要支付高额的收入所得税不同，CBA合同上的薪水均为税后；与NBA每个赛季82场的漫漫征途相比，CBA每个赛季的常规赛只有32场，并且赛程固定，没有背靠背；除此之外，CBA的奖金非常丰厚，吃住行所需的费用均由球队承担。
而在告别外援集中选秀的时代后，不少球队将外援视作为迅速提升球队战绩的捷径，只要有足够的经纪人人脉，再加上足够多的钞票，两个NBA级别的外援足以将一支普普通通的CBA球队带进季后赛。
于是，用金钱砸出成绩成为一件立竿见影的事，而随着几家俱乐部挥出大手笔，所砸的钱也越来越多，CBA的外援市场也被炒得越来越热。
2011-12赛季，在CBA的外援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由于NBA停摆，不少NBA球星涌入CBA，从薪水上来说，最具代表的当属JR·史密斯、肯扬·马丁以及威尔森·钱德勒组成的“掘金三人组”。
以签下马丁的新疆队为例，他们在整个赛季中的投入达到了8000万元，在CBA盈利远逊于NBA的情况下，这个工资总额已经达到了NBA平均工资帽的六分之一。
在外援挑选工作上，姚明是一个有别于其他CBA老板的典型，由于手中没有疯狂赚钱的实业，姚明总是倾向于选择经济实用型外援。对此，姚明的理由是，“如果你做一件事时不计成本地投入的话，你只会得到一个递减的效果。”这句话最终在王兴江的身上得到了应验。
在姚明看来，外援的价值不完全是由他的水平所决定的，也要由市场所决定。“我们烧钱买球员，烧得钱多不代表球员的水平一定就达到要求。我们看到很多外援在CBA并不适应，回到NBA又能打上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说球员的水平并不是跟价格直接划等号的。”姚明说。
在CBA，肯扬·马丁领着超过200万美元的年薪，却最终只能交出一份蓝领数据。而在2010-11赛季，马库斯·威廉姆斯在浙江队领着不到10万美元的月薪，却在常规赛末端连续取得三双，帮助浙江队创造了常规赛第5的优异成绩。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在2011年夏天，马库斯的身价被抬至月薪30万美元。
“这些外援被证明适合打CBA，但怕就怕这些外援在打出好的表现后疯狂加价，这其实是一个互相适应的问题，因为你适应CBA，所以你可以在CBA实现价值，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只要一名球员打出了身价，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漫天要价，这并不是一个良性循环。”对于“马库斯现象”，一名北方俱乐部的副总经理无奈地说。
大锅饭小球队吃不饱
李宁以5年20亿元成为CBA的战略合作伙伴，盈方以5年17亿元与篮协续约，但这两个令人激动的数字，却没有扭转CBA球队的经营窘境。因为钱都汇入了篮协的手中，真正能分到各俱乐部账中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市场化时代推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政策，一些小球队根本吃不饱。虽然在2012-13赛季，每支俱乐部已经能从篮协那里得到1000万的分红，但这样的财政补助，尚且无法跟上外援薪水上涨的速度，更不必说在现有的全运会体制下，梯队建设所需的资金将成为各支俱乐部的另一大开支。
2012-13赛季的CBA准入规则规定：体育馆内(包括地板、球场上空、周围墙壁、看台、走廊、楼梯、电梯)以及体育馆建筑物场馆管理方有全部管理权限的外围(包括观众的出入口、通道、外场等)，在布置主办单位要求的广告之前是没有广告的。
这一规定的出台，让不少俱乐部的经理有些意外。“上赛季还开放了球裤位置的广告以及罚球线位置的广告，今年又全收回去了，篮协的规定年年改，球队的经营状况得不到基本保证。”一位俱乐部的副总经理抱怨说。
与NBA不同，CBA场地周围的广告均不是由各俱乐部进行招商，而是由篮协统一管理，各俱乐只需要遵守篮协对场馆广告的各项规定。“场地周围的广告都是CBA的赞助商，但问题是所有俱乐部从中起到的都是一个免费宣传的角色，因为俱乐部几乎不会因此而得到任何利益分红，球队今年能卖的只有冠名权了。”这位副总经理很无奈。
如今的CBA，各支球队的投入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档次：第一档是新疆队，近两个赛季的投入都在7000万元以上；第二档是广东、浙江以及广厦等队，近两个赛季的投入在5000-6000万元之间；第三档是北京、山西以及佛山等队，近两个赛季的投入在4000万元左右；而即便是垫底的天津以及吉林等队，每个赛季也有2500-3500万元的固定投入。
因此，算上篮协每年固定下发的1000万元分红，再加上门票收入以及冠名费，CBA各支球队每年的亏损在1000-5000万之间。当然，广东队是这其中的例外，但他们每年盈利的主要来源，是夺冠后各级单位的奖金，这显然不是常规套路。
山西队主场的热闹程度堪称CBA之最，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挽回王兴江出售球队的心。连年吃着CBA的大锅饭，一些小球队不仅吃不饱，甚至还会走向濒临饿死的绝境。
限薪令只是一纸空文
眼看CBA的外援市场大有虚假繁荣的趋势，篮协摁耐不住了，在上赛季CBA开始前，篮协竞赛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篮协已经成立了限薪工作小组，正在对新的限薪政策进行评估和调研。
但这个初衷美好的想法想要真正落实，横亘在面前的障碍却不少。“限薪”的想法来自于NBA，但与NBA球员薪水公开化不同，CBA球员的薪水永远是个谜。并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便外援的薪水得以公开化，也避免不了“阴阳合同”的出现。
并且对外援限薪只是少数几家俱乐部的心声，财大气粗如新疆队，在不断冲击总冠军失败的过程中，还从未显现出对钱的吝惜。不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球队所属的不同阵营，同时也决定了所有球队很难在“限薪令”上达成一致。
其实早在2009年时，篮协就出台过限薪令，但从执行效果却很一般。和四年前相比，CBA如今的品牌价值早已实现飞跃，因此限薪政策的出台，从联赛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真正起到的是遏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