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
保持合理的流动性
受访者：李宏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记者：官员子女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前途，这几乎是当前社会公众的一种“共识”，而你们的研究数据也支持了这种感性认识。
李宏彬：表面上人们可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官员的孩子更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受到家庭环境和基因的影响。官员的个人能力更强，收入更高，他们的子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聪明，受到的教育更好等等。而我们的研究是要把这些因素和官员本身这个因素分开，经过科学的方法去掉基因、家庭早期培养这些因素，去比较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的智商、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是官员的孩子，另一个不是，去看他们会有什么差别。
记者：在你们的数据统计中，富裕家庭子女在起薪方面和普通家庭子女的差别比官员子女更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大学毕业后首份工作的工资就增加3%；但你更关注官员子女的问题，为什么？
李宏彬：这两个问题哪个问题的影响更严重，是可以讨论的。
国内民众对富人子女的抱怨和反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富人赚取财富靠的是不是自身的能力和努力。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应该是鼓励有能力的人去赚钱，比如乔布斯，他创立了苹果，赚了很多钱，他的孩子继承他的财富，有人会有意见吗？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钱是通过手中的权力、行贿受贿获得的，那老百姓一定会有抱怨。
二是富人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现在是一个收入迅速变化的时代，一些父母忽然有钱了，但他们没处理好怎么去教育孩子。
我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斯坦福周围是美国最富裕的区域，很多大科技公司老板都住在那里。富人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每天在街上穿着T恤跑步，他们的孩子也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没有那种开着法拉利在街上招摇过市的，很低调。而现在很多国内的富人子女都非常招摇，这就人为地造成了阶层对立，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改变，让中国的富人适应过富人的生活。短期来看富人子女的问题比较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并不是一个问题。
而官员子女通过父辈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寻租”获得更好的机会，比如进入薪水更高的行业，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和公平，阻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一个好的社会应当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才能真正给人以尊严。从制度上来说，需要想办法遏制官员的权力，尽量把权力市场化。没有过多的权力，就没有可交易的东西，也就不存在这种“寻租”的可能性。
记者：在一些网友的评论当中，认为大约15%(不到380元)的起薪差距并不算太大，您认为呢？
李宏彬：这个很难说。我们统计的是起薪，按道理来说，起薪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有差别；而且这种收入差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研究。
记者：除了父母的官员身份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呢？
李宏彬：从我们的数据统计来看，首先是家庭，比如家庭的收入对大学生的起薪有显著影响。从大学方面来说，名校的影响很大，专业也会有影响，但学习成绩没有用，成绩好的孩子收入反而低，学分积排名前20%的毕业生起薪反而要比其他学生低10%。
不过，英语好的孩子收入会高，样本内英语四级成绩前20%的毕业生比其他人的起薪高18%。
另外，当学生干部、入党都是有用的；但打工没有用，会降低收入。因为在大学里特别努力学习的学生往往是穷孩子，为了奖学金而学习，打工也一样，是为了养活自己。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大学教育也需要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