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说，上世纪80年代改革、90年代的改革，很多都是上下互动的结果。首先是企业家“要”，90年代我们要产权，才出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现在我们企业家在“要”什么？
张维迎提出，“我特别担心，尽管我们在谈改革，中国成功的企业如果搞不好可能快变成本身是既得利益者。”
张维迎说，如果成功的企业家在想办法利用现在的体制来给自己赚钱而不是推进制度往更好方向变化。我担心的是很多人更希望维护特权，而不是推动平等的权力制度的建立，我就希望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更胆大一点，包括不要只满足于努力作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一个政协委员，然后有机会见领导、有机会做一些别人不能做的事，我觉得这是一种变态企业家，我希望企业家回到常态。
张维迎很直接的问海航董事长陈峰，跟领导接触的时候，企业家起到什么作用？
陈峰笑着说，我提的问题很多，首先要加大改革力度。担任政协委员时，多次提过要建立国家整体结构顶层和系统性设计的改革。第二，在企业和政府之间，企业的审批问题应该加大市场化进程。第三，国企改革，国企要做民企不愿意干、干不了、干不好的，不与民争利，应该藏富于民，民富国强，这些观点我老提。
“但是我认为并不因为我们一个简单提法就能解决问题。改革需要有一定的时机、条件，我认为只有到了各个阶层都觉得需要改的时候才能推动改革。”陈峰说，“光靠企业家，企业家在中国文化里是草根、江湖人。我们始终如一地呐喊，但是我始终乐观地等待着国家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到来，而且它必然会推动经济的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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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做企业本身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 2013中国绿公司年会”上发言表示，如果人们不能享受权力，不可能会有义务感的，“我们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不让我们做企业，否定我们的权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这个权利。”
同时，张维迎表示，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就是给老百姓打工，给消费者打工，就是伺候人的，伺候好了，就创造了财富。企业家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利益和财富，真正的收益者应该是普通老百姓。
张维迎：冯仑提到改革“三部曲”，有观点认为前三十年创造财富，后三十年追求利益，如何理性追趋权利，推动社会进步。这个我理解，和我们讨论的主题有一些关系，坦率讲，如何先尽义务，后享权利。
主持人(胡葆森)：你认同不认同这个观点？
张维迎：如果人们不能享受这个权力，不可能有义务感的，好比一个奴隶，不可能说我有什么义务，只有自由人、享受了人的结构的人权的人，才享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美国人的义务感为什么这么强？全世界捐赠，无论从捐钱的角度、还是提供服务的角度，都是全社会最好的，因为美国人享受的权利是最充分的。另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没有责任感，每个人都在索取，没有给予。因为没有享受到基本的人权。至少从体制上来讲，我们不应该说让每一个人享受他天然的应有的权利，好比他的自由、他对自由自表达，他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做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不让我们做企业，否定我们的权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这个权利。这是误导的。
张维迎：有一部分就是既定利益的改革，所有的利益者都不能改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所谓的改革不是革命，它都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前三十年创造利益，后三十年追求意义。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了利益和财富，真正的收益者是普通老百姓。而且新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就是给老百姓打工，给消费者打工，就是伺候人的，伺候好了，就创造了财富。所以创造财富就是既得利益者，不是先创造财富，后来追求。如果在创造利益的过程中，就是一种痛苦，就不要创造了。如果不尽义务，就没有人买你的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