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质疑的讨论
当时“隨”“隋”的使用比较随意
“隋炀帝真墓”的消息4月14日发布后，真假之争充斥舆论。尤以扬州大学从事隋唐史研究的教授李文才以及作家马伯庸的几个质疑经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最近，该争论稍稍沉寂了下来。然而对于李文才教授与作家马伯庸质疑的回应，目前尚未见诸媒体。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与研究学者，他们对已有的质疑持不同的看法。
皇帝墓里不应有墓志铭？
“我是坚定的质疑派。”在受访时，李文才并不讳言。在他看来，所谓的“铁证”墓志铭存在很大漏洞。
李文才介绍说，在皇帝陵里放墓志铭，与古代陵寝制度相悖，皇帝陵只可能放金匮玉册。虽然杨广是亡国之君，但也是皇帝，依“帝礼”葬之，不可能放一块墓志铭在墓里。
“先皇帝去世，新皇帝下葬先皇帝时，一般用玉册。但隋炀帝下葬之时，唐朝已经建立了。他就不能以隋朝皇帝的名义下葬，是普通人的身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隋唐史研究博士生胡耀飞说。他认为，墓志毕竟属于私人性质的文件，若以私人名义给“亡国之君”写墓志铭，也是有可能的。
胡耀飞介绍，实际上，为“亡国之君”撰写墓志铭，也有他例。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宋朝后，在其墓中就发现了南唐旧臣徐铉为他撰写的《南唐后主陇西郡公李煜墓志铭》，没有玉册。
“隨”字不应该在当时使用？
李文才的第二个疑点是目前墓志铭中清晰可见的“隨”字。他认为，“隨故煬帝墓誌”中的“隨”字使用不符合常识——北周时期，杨坚被封为“隨国公”，但杨坚称帝后，觉得带走之底的“隨”字不吉利，就将其改为“隋”，定为国号。“隋”字到杨广去世时已经沿用37年，怎么可能还把它带入棺椁？
对此，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张剑光发表博客《隋与隨》称，隋末唐初，隨隋二字在正史文献上的使用，体例并不一致。
以《周书·静帝纪》记载为例：“隨王杨坚称尊号，帝(静帝)逊于别宫”。这里用的是“隨”。但在此文后马上又接上“隋氏奉帝(静帝)为介国公”一句话，这说明，同一本书中的同一文本内，“隨”“隋”二字的用法也不一致。
“我认为可能的事实是，从唐初开始，大家对‘隋’‘隨’的使用比较随意。”张剑光说。同时他强调，讨论“隨”“隋”二字，“并不涉及隋炀帝墓的真假”。
记者在《隋代墓志彙考》里也查到一篇《李肃墓志》，这篇墓志起头就是“隨故使持节都督镇军大将军”，也是用的“隨”字。这篇墓志铭写于隋大业八年——隋炀帝健在的时候。
“大业”与当时年号冲突？
马伯庸在微博提出疑问，认为大业十三年李渊拥立隋恭帝杨侑登基，改元义宁，他认为墓上起码应该写成义宁年号，不应写成大业十四年，对此李文才也表示赞同。
胡耀飞分析，这个“大业十四年”不是出现在墓志结尾说葬于大业十四年，而是出现于开头记述炀帝死因时候写的，毕竟炀帝死的时候就是用的大业年号。“何况炀帝在扬州的时候，使用的就是大业年号。”胡耀飞说。
记者在《唐代墓志汇编》查到有一条写于唐代武德八年左右的墓志《卢文构夫人月相墓志铭》，其中写有“夫人……以大业十四年遇疾……”墓志是她的儿子卢君胤所写。卢君胤的父亲卢文构在隋朝任安阳县、长陵县令，死在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十二月，是地地道道的隋人隋臣。他的儿子后来归附了唐朝，成为李世民的下属。这篇墓志铭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政府对于大业年号的使用是宽容的。
而即使到了贞观年间，墓志中也仍然有大业十四年的写法，《洛阳出土历代墓志铭辑绳》中汇集了一条写于贞观十八年的墓志，墓主是“王德备”。该墓志写到，王德备“于时大业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卒”。
微博实名认证为《大众考古》特约编辑的网友“青年考古学生”说，新出土的隋炀帝墓志中出现隋大业十四年，并不排除该墓志出于隋朝在江南一带的旧臣之手。胡耀飞同意“青年考古学生”的观点，推测当时唐朝政府可能同意隋炀帝的旧部下安葬隋炀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