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贫富标准线(年收入)：超级大富豪5000万以上；大富豪1000万~5000万；富豪300万~1000万；高产者30万~100万；中产者15万~30万；低产者8万~15万；穷人3万~8万；很穷的人1万~3万；非常穷的人5000~ 1万。”
“新白领标准：月薪2万元以上；至少有两居室；有至少15万元的代步车……”
在网络上，这样的段子通常会被疯狂传播。当然，转发的主体一定属于所谓新标准中靠后的几种群体。在非常具象的阶层谱系中，他们得以对照自己的处境，并且能够清晰丈量出与前方目标的差距。对于具备基本大学教育背景和劳动能力的人群来说，中产是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实现的路径虽然日益艰难但又似乎可以心向往之，这样的心理预期支撑着他们奋斗，自我勉励、对抗生活。
虚耗的成本
田秋最害怕在单位请客吃饭。她就职于北京的一家国企，收入不算很高但稳中渐涨，足以保持宽裕的生活。压力来自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的同事，他们多是其他国企老总的子女，而田秋是仅有的几个来自普通家庭的员工之一。每天晚上还没到下班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女同事们就已经开始热络起来，商量着等会要去哪里吃饭。这是田秋每天最忐忑的时刻，她既希望能够被邀请，也纠结于要为加入这个圈子付出相应的成本。“跟她们出去吃饭，你不可能一次也不请，至少也要花个好几百，多则上千。”田秋为此而疲累，并且对富人的聚会热情感到不可思议：“光棍节、三八节、生日……只要你能想到的节日她们都会相邀吃饭，任何一个名目都能让她们凑到一起。”最夸张的一次，一个同事的入职一周年纪念日，花了七八千块请客。
不想换工作，就得融入她们，田秋开始学习礼尚往来。一天下班，她准备请关系较好的一个同事吃饭，没想到对方热情地邀请了其他人，最后“串联”了更多的人。在她们那里，这仅仅是一顿热闹的晚餐，但是田秋脑中反应出的是一张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账单。
田秋不是一个虚荣的人。她已经把自己的生活要求压到了最基本的标准。去年“五一”，原本都已经订好了去杭州旅行的车票，但是看到临近假期便成倍涨价的宾馆，最后还是下决心退了火车票。周围的人几乎都有数套房产、开好车、用名牌，她连羡慕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有信心未来一定会更好，但跟她们不能比，起点差别太大了。”她只是不想被边缘化。
大部分处在中下阶层的人并不会有为“融入富人”而疲于应付的体验，但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为人际支付额外成本的压力。中国社会的人际属性决定了个体、家庭为人脉、人情不得不付出与所处层次相对应的“维护费”。在一个关系即资源的社会生态中，保持和拓展“圈子”似乎已经成为基本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所小城市当英语老师的何佳更是为此不堪重负，每个月的工资不足2000，在当地不算很低，节省一点，完全能够养活自己。让她郁闷的是，学校里的年轻人太多了，隔一小段时间就有人结婚。常常是工资到手没几天，份子钱就已经花出去了一半。
不必要的生活成本正在吞噬中下层人群的财富积累。因为不放心，所以宁可花高价买进口奶粉；怕孩子落后于人，就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为了不out，即便气喘吁吁，也要紧跟消费的导向和潮流，保持对各类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每个人都被社会洪流裹挟前进。食品(行情专区)安全问题的频发、教育的功利性变形和消费品与身份挂钩的价值取向扩大了社会的非理性，进入了一个用金钱才能买来安全感的时代，无谓的消耗就此形成。中下阶层的生活成本因而变得更高，穷于应付。
当然，这还不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高企的房价几乎拖垮了每一个中下层甚至中产家庭，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税费的增加、水电费等公共服务的价格攀升，外部经济环境和虚耗的成本叠加，使中下层通过财富积累实现上升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曾根据近年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数据做出了分析。对比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节余有如下特征：第一，即使高收入阶层花费更多，他们依然可以有着比低收入阶层多得多的节余；第二，高收入阶层节余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阶层；第三，如果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消费与支出的差异巨大的话，其节余的差异更令人吃惊。以2005年为例，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拥有了当年所有城市家庭节余的5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40%的家庭仅仅拥有不到10%的当年节余。
王天夫说，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消费与财富累积上的差异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作用更为隐晦与深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发展机会、制造社会隔离，而且更重要的是家庭财产累积上的分化，关系到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社会不平等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延续。
投资下一代
社会不平等的传递与延续让大多数身处中下阶层的人更加恐慌，他们从一个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极差中窥到了冷酷的现实：那就是，这种延续已经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他们不得不做出竭尽全力投资下一代的“理性选择”来抵抗阶层板结的风险。
翟继光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出身于江苏徐州的农村。读书改变了他和自己家庭的命运，1997年，考进了北大法学院，并且读到了博士。他知道，女儿不可能复制自己的轨迹，仅仅借助考学这个跳板脱离一穷二白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起点的高低在一个人的成长和上升中举足轻重，甚至已经压倒了后天的勤力和奋斗。
因此，翟继光努力地培养自己5岁的女儿。“给孩子花钱就特别舍得，每次去香港出差，都要带回10几罐奶粉。给自己买套西装总是会犹豫，是不是还可以再穿几年。”翟继光说，这是他身边很多人的生活，很多人结婚前花钱慷慨，有了孩子之后都开始在自己身上节衣缩食。女儿还没上小学，但是已经学到了很多特长：轮滑、画画、钢琴。
“现在很多学校都对特长有要求，家长们也就趋之若鹜。并不是从兴趣出发，主要还是考虑对她以后的升学有好处。”翟继光说，这其中最花钱的是钢琴。“入门级的钢琴一两万就可以，但只能让小孩玩一玩，如果想让她在这方面有所发展，起码要买一个中档的，大概3万左右。考级升高，钢琴也要跟着换，至少要买二三十万的才行。这还只是一笔固定投资，学费的投入也很大。昌平还算便宜的，半小时100块钱，城里的收费是200元。小孩越往上学，学费越高。要想在升学中获得加分，至少要考到钢琴五六级的水平，学到这个程度，没有好几万是不够的。”翟继光算过一笔账，要想让小孩考到9级，学费至少10万元，而且只是请普通的老师教，顶尖的收费更高。
女儿即将升小学，按照北京的划片，翟继光既可以选择让她在昌平读书，也可以到政法大学位于城里的校本部附近。如果要到城里来，女儿只能上中关村(行情股吧买卖点)四小，他打听了一下，这个学校虽然比昌平的小学好一点，但在海淀区的排名并不靠前。妻子觉得应该托关系让女儿进更好的中关村一小，这所学校不在政法大学的划片之内，要交高昂的赞助费。而且，如果全家搬到城里，成本太高。权衡再三，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决定让孩子留在昌平。
田秋有时候也觉得诧异。她认识的人里面，无论经济条件、知识层次高低，每个家庭似乎都围绕着孩子而花钱。亲戚的女儿才读初中，但是雅思、游泳、音乐的各种证书已经拿了一堆。小升初简历上的奖项分量让她汗颜。每周末去亲戚家，她很少能够见到这个表妹，永远都是在学习各种技能和特长。另外一个到北京打工的亲戚，生活刚有好转就开始张罗着为孩子找英语补习班。“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都差不多。”田秋说。尽管不可理解，她也希望自己将来的孩子能够上一个好学校。
中国传统的“望子成龙”式家庭文化固然根深蒂固，但是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说，他们把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上升通道的局限归结为自身的起点太低，因此才要奋力把下一代托向肩头，以期在未来的社会结构再造中获得与“官富二代”们公平竞争的资本。
成功的途径
近几年，全世界范围内都在讨论中下层贫穷化，中产阶层“下流化”的问题。“中产阶层下流化”是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一向稳定的日本中产阶层正在萎缩，年轻一代从中产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下流化”的概念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并且成为解释中国阶层现实的工具。权力和资源的少数人垄断，以及“劫贫济富”的再分配制度，使得过去30年改革所激发的社会活力大大降低。
那么，通过自我奋斗实现成功的路径还剩下什么？翟继光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
前段时间，他的一篇写于2007年的实名博客再次在网络上火了起来。文中描述了他为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办准生证和户口的艰难经历。“当听说你妈妈怀孕时，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但随后的事情让我感到，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凭你爸爸这个小小的北大博士、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一个月可怜巴巴的五六千块钱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的。”翟继光写道。因为自己是集体户口、妻子是外地户口，他们又没有买房，所以孩子不能在北京落户。经过了北京、江西两地奔波办各种复杂手续的过程，总算上了户口。其间受到的冷眼和奚落，他只有写出来一吐为快。
当时的翟继光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的他不仅有房、有车、无贷款，而且能为女儿提供优渥的生活环境。“女儿经常跟我说想去香港迪斯尼乐园，我们总没时间去，但也仅仅是因为时间，而不用考虑来回要花一两万。”翟继光说，所谓的中产阶层，大概就是不用为钱而发愁。6年前写那篇文章时的心情他永远不会忘记，但艰难的生活已经彻底摆脱了。“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个阶段，那时候刚到政法大学一年，手里不仅没有什么钱，还有10万元欠债，家里还有4个老人要养。”
与其他年轻的同事相比，翟继光是幸运的。他教的是税法，并且顺利地评上了副教授。因此，外出讲学、教课的机会越来越多。学校里教英语或计算机的老师大多还过着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而他已经超越性地实现了目标。“有的老师很多年评不上副教授，单纯靠工资收入肯定是不高的。副教授跟讲师虽然只差一级，但是挣钱的能力有天壤之别。”翟继光说。
加入到掌握社会资源的阶层，才能完成个人财富的原始积累。翟继光的中产之路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成功之道。
袁鸿正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奋斗着。2005年自东北一所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北京，每个月收入不过四五千，30岁了他仍然没有女朋友。从工作到现在，一直住在10多平方米的单位宿舍里。为了省钱，他每天都去附近的大学当“蹭饭族”。几年来，他的考研都没有成功。2011年，他决定考分数线较低但价格不菲的MBA，为此拿出了所有的积蓄10万元，这是他“绝地反击”的最后机会。在MBA班里，他是最穷的学生，既不为镀金，也不是去扩大交际层次，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个应届生的身份，这样才能考公务员，过上体面的生活，拥有北京户口。
加入“体制”是“无爹可拼”者向上流动的最优选择。这是阶层隔离教给年轻人的最切实的社会规则。他们还未出校门，就已经对此熟谙、认同，并且用加入考公务员大军的实际行动做出应对，为未来的社会身份塑造博取一个机会。
今年春节过后，田秋和她的爱人再也不用租房了，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父母资助了首付，他们需要支付7000多元的月供。这个数字让他们一刻也不敢放松。田秋很知足，至少在房子上，她和那些富同事们的差距又缩小了一步。虽说房子离她的单位很远，每天下了地铁还要走20多分钟路，但是当她推开门躺在沙发上的时候，依然无比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