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H7N9、房地产、诺贝尔奖、感动中国、人与自然，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些题目会出现在高中生的考试中，并成为通向大学梦的测试内容。日前，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复试引发社会热议。这场考试并不是高考的“加强版”，而是围绕一个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延伸开来，更加注重学生能力体系的“社会维度”。
2003年，中国逐步推行高等教育自主招生政策，10年过去了，自主招生究竟选拔了哪些“特殊人才”，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追踪数据，是时候“对评价本身进行评价”了。
北京大学招生办主任秦春华曾经遗憾地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季逸超的计算机天才，高中期间就研发了适用于苹果手机的猛犸浏览器，然而最终因为“文化课问题”未能出现在2011年北大自主招生的录取名单中。季逸超后来获得“Macworld数字世界亚洲博览会”特等奖，又入选《福布斯》“中美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名单”。季逸超的故事多少令人惋惜，这也促使我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自主招生考试还是停留在“高考2.0”，那无非是把过去的“群殴”变成现在的“单挑”罢了，本质上依然是换汤不换药。敢问自主选拔制度的“新意”何在，“出路”何在？
某种程度而言，美国高校几乎全部实行“自主招生”。除了SAT和ACT两个通用考试成绩，一个最为重要的评价内容是学生的综合素质。中国的自主招生也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然而往往因为概念本身过于宽泛而聚焦不实，相关测试最终流于形式。在美国大学那里，综合素质并非一个很“虚”的概念，而是有着相对明晰的指标体系，大学希望在这里发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于综合素质测试，美国大学更看重学生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科技活动、校内活动、俱乐部活动等。
在这些社会活动中，美国大学特别看重一个学生的社区活动和社团活动，因为这里储藏着美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构成和行为素养。教育与社会互为前提，深度对接。大学除了测试学生的文化知识，还在有意发现并培养学生的社会良心和公共责任，而社区活动和社团活动恰恰提供了再逼真不过的孕育土壤和践行土壤。
美国大学招生非常强调推荐人的声音。植根于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社会信任传统，大学更看重“同行专家”、“离学生最近的人”和“有良好社会信用的人”的推荐意见。在中国，推荐人选往往锁定为中学校长，推荐信往往是一种形式，并未发挥它应有的“分量”。其实，中学校长事务繁重，更多地扮演着一种“行政推荐”角色，究其原因，本质上还是骨子里的行政思维在作祟，因为校长对学生的了解，某种程度上还不及教学一线的班主任。
今年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看到了素质测试的影子。“我和诺贝尔的距离”、“如何应对H7N9禽流感恐慌”等问题已经超出了书本知识，对准了书本外的世界，强调对“活的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在具体的学科专业测试中，一道道“量身打造”的题目同样令人耳目一新，比如地理学专业“人与自然的关系辨析”，经济学专业的“房价与人民幸福指数”等。这些问题正在隐隐地回归自主招生制度的初衷，即不仅强调对学生基础性思维的发现，更强调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发现，而后者恰恰是素质教育的真谛所在。
如果更多的自主招生学校能够逐渐走出“高考2.0”测试模式，侧重知识与社会的深层对话，这无疑向全社会传递了可能会“撬动”基础教育现状的一个改革信号。为了鼓励学生走进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基础教育势必会调整原有的“步伐”，开始“留心”外面的世界，“留心”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当自主招生多了一个社会化测试维度，其意义注定是深远的，如同一股强大的召唤力量，为呼吁多年的素质教育改革注入一种新的憧憬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