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阎崇年。
北京紫禁城建福宫内，灯火辉煌。
《大故宫》巨幅照片下，众多文化名人汇聚一堂。一位儒雅的老人，带着几分疲乏静静坐在他们中间，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景呈现“大故宫”构想的关键人物、潜心50年完成通俗历史国学著作《大故宫》的学者阎崇年。
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一位醉心清史研究、在“故纸堆中徜徉”的老人，致力于把加了一个“大”字的故宫推向大众？
我在敲响一座高层建筑内阎崇年那所普通住宅门的时候，仍不断这么想。
吃苦与故宫
阎崇年的住所，简直就是书的王国！我坐到了沙发上，就仿佛坐上了书云之端。他正在接电话，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一边对着电话说：“请您帮助详查一下，德胜门的匾额是竖是横？是否也像崇文门一样有斗字匾？谢谢您，万分感谢。”
他放下电话，我们的访谈便自然而然地从北京的城门说起，然后说到了北京的内城、外城、皇城和紫禁城。
“说故宫，就必须从北京城说起，还要说到沈阳故宫、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避暑山庄，所以我们这部书叫作《大故宫》。”
要说“大故宫”，就必须多跑路。于是，近年来，沈阳、承德乃至台湾都留下了阎崇年探寻大故宫的足迹，而北京的四九城遗址和紫禁城的一砖一瓦，在春雨秋风、夏阳冬雪里更是记住了这位老人奔波的身影。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他：“故宫，您去过多少次？没有几百次，也有几十次吧？”阎崇年笑了，用同样的句式回答他：“故宫我去过不少次，没有上千次，也有几百次吧！”他的幽默平和淡然，隐于对事物真实流畅的叙述中。
阎崇年最初研学的不是清史，而是先秦史。“一个人最大的创新精神就在于他自己的人生选择上”，这是他的人生心得。在导师指导下，他选择清史，因为明清的相关历史资料以北京为多。“我在北京住，离故宫近，那就研究清史吧！”
他的另一次“创新”是开创满学学科，建立北京满学会。上世纪80年代，他到美国做学术访问，很多人谈起蒙学和藏学，问他为何没有满学。这个问题让他寝食难安，辗转反侧后，他决定马上行动，成立满学研究所和满学会。
1991年，满学研究所和满学会成立。至今已经召开5次国际研讨会，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满学研究》1—7集、《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他还写出《满学研究论集》。研究满学的学者开始遍布全球，满学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认可。
胸怀与理想
2004年，阎崇年又遇到一次创新的机遇，就是走上百家讲坛。“回馈民众是学者的重要职责”是他坚持的原则，“关起门研究、打开门交流”的宗旨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阎崇年认为，作为当代学者，应该利用好各种媒体形式，为学术的传播普及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他走下百家讲坛的讲台时，别人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没感觉，因为脑子里都是努尔哈赤，根本就忘了自己在上电视。
真正的热爱是一种胸怀，因为有了真正的热爱就有了一颗包容的心。上世纪90年代，阎崇年为寻找一份珍贵的资料想尽了办法，迟迟未果。后来终于在辽宁一位朋友那里发现了一份手抄本，想要借阅，但因为太珍贵，那位朋友迟迟没有答应。那人到北京出差，阎崇年多次拜访，临走时又把他送到火车站，结果一直等到开车，也还是未能借到那本手抄本。后来他在中科院图书馆里发现了这份资料的影印本，兴奋之余，连忙复印了两份，一份留给自己，另一份作为礼物送给了辽宁的那位朋友。也许，正是因为热爱，所以才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
走上百家讲坛，阎崇年“火”了。但成名对他来说是个意外。他说，名利是结果，不是目的。他希望我在文章里将他的这个想法传递给年轻的朋友：“如果当年我第一次上电视时满脑子都是出名和赚钱，而不是努尔哈赤，就不会有今天。”
如今，阎崇年还是坚持晚上10点睡觉，早晨4点起床，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规律的生活与读书的习惯使得已经78岁的他依然身体康健，璀璨的史学给了他一种平和的胸怀，让他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