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这是一名上访者试图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长度。为此，普通农民工刘刚已经和一个市的政府部门较劲了4年多，真相仍未揭开。
1月18日，本案正式在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首次开庭。
“讨说法”进了精神病院
2008年9月19日，辽宁人刘刚站到了山东临沂的市委市政府门前。
他是为了反映仔猪在当地检验后死亡的问题。但他等来的不是“领导”，却是一辆呼啸而来的警车。
“当时，一辆小面包警车里坐了6个警察。”刘刚说，他被警察反剪双手，推上了车。去的不是派出所，而是临沂市收容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是为流浪、乞讨等人员而设，上访的他为什么被送到那里？
2009年6月《临沂市救助管理站关于救助刘刚情况的汇报》如此解释当时的情况：“刘刚从警车上跳下后，眼睛发直，一边叫骂、蹦跳，并从救助站值班室门前的柳树上揪下树枝，啃树叶吃。救助站值班员询问需要什么帮助，他什么也不说，开始用头撞墙，左顾右盼，情绪十分暴躁。救助站询问其家庭住址、姓名等具体情况时，他像没听到一样，左顾右盼，答非所问。”
但刘刚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根本没有这么做。“我在那里待了5分钟，没下车，也没说过话。只有两个警察下车，另外4个在车上看着我，我怎么可能跳下警车吃树叶？”庭审时，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就此出示更多证据。
随后，刘刚被送进了临沂市荣军医院精神病科二区。
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临沂市救助管理站热线，工作人员称，荣军医院是救助站的定点医院，“精神病人会被送过去”。
据刘刚回忆，当时好几名医生护士将他绑在床上，强行打针吃药。“三五分钟就迷糊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每天早、中、晚3次打针吃药，有时我不吃药，护士就用工具撬我的牙，强行往里灌。”刘刚说。
在临沂市民政局、卫生局、救助站向法院提供的住院病历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医生说。
刘刚回答：“知道，大夫，但是我没病。你们把我送到这里是犯法的，我要去告你们。”这段对话下面写着：“此后患者情绪极其激动，对其精神检查无法进行。”
后来救助站人员前往时，与刘刚能正常交流，且他放弃救助态度坚决，救助站就让他填写了放弃救助申请书。
2008年10月8日，刘刚“被放了出来”，出来时身上只有“1元3角钱”。
在被告临沂市民政局、卫生局、救助站提供的入院、出院记录上都写着：“患者四处上访，言行怪异3月余。”
“二入院”落下手脚伤，“真门诊”还是“假病历”？
2009年1月，刘刚又来到临沂市信访局、民政局，要为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讨一个说法”。临沂市救助站出具的《信访答复意见书》，认为“救助符合规定和程序，不存在违法现象”。刘刚并不满意这个答复。
1月6日，民政局报了警，刘刚再次被带走。民政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解释说，是因为他“在大门外再次出现精神失常”。
“这一次，他比较配合工作人员的询问，说不愿意接受救助。按照自愿原则，不能强制其接受，所以本站没有对刘刚实施救助。”2009年6月救助站《关于救助刘刚情况的汇报》中说。
但就在1个小时后，刘刚第二次被送入荣军医院。
在刘刚提供的荣军医院《第二次入院记录》中，病史的来源是“市民政局门卫及科院有关工作人员”。
“我不愿接受救助，他们把我强行送到医院，这难道不算‘行政强制措施’么？”刘刚问。
在今日的法庭上，临沂市救助站的委托代理人说：“是公安部门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救助站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行政行为，责任不在我们。”
第二次入院给刘刚留下了伤痕，至今未消。
同院病人朱崇亮等多人作证称，刘刚入院当天就被捆绑3小时，第二天又被捆绑两小时，手脚肿伤。“被放下来时，手脚都紫了。”
2009年《山东省民政厅信访复查意见书》却这样记述刘刚的伤情：“根据刘刚在临沂市荣军医院第二次入院的治疗病历记述：2009年1月7日，刘刚自己晃大门，不小心将右手大拇指扭伤，局部肿胀、压痛，工作人员欲给检查受伤情况，还没触到皮肤，患者立刻打搅，医务人员马上给云南白药两粒口服，麝香壮骨膏外贴。”
吊诡的是，在今日庭审提供的病历中，上面这段话却遍寻不着。刘刚因此质疑：“庭审提供的是不是假病历？”
此案中，政府部门提供的病历的真实性成为一大疑点。
庭审时，被告方临沂市民政局、卫生局、救助站提供了刘刚第一次入院的门诊病历，“初步诊断患有癔症”。
但刘刚坚称自己并未经过任何门诊，“直接被送进病房，大门一关，谁也跑不出去”。他质疑被告提供的门诊病历“不真实”，“因为落款医生是高华、柏庄彬，他们是住院区的医生，并不是门诊医生”。
被告方还提供了2008年、2009年刘刚两次入院的《诊断证明书》。蹊跷的是，相隔1年的两次诊断，门诊号和住院号都一模一样，均为“8148”和“4618”。
究竟门诊病历是真是假？荣军医院医务科医生告知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接待刘刚并且书写病历的医生2010年已被调走。
“保证不再上访”的红指印哪去了？
这次，刘刚在精神病院里待了36天。这是他最难熬的一个年。
当年，他女儿正在读高三。“突然有一天，我爸爸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我们后来慌了，就天天打。眼看过年了，还是音讯全无，我和妈妈在家天天哭。后来妈妈就骗我说，爸爸在海上打工，接不了电话，但亲戚邻居说他一定是死在外面了。”
这一年，刘刚的老父亲得脑血栓病倒了，至今靠68岁的老母亲照顾。他女儿在法庭上说：“爸爸一直上访，家里也越来越穷，我妈妈没法承受这种穷，就离家出走了。”
临沂市救助站等单位两次不通知家属，成为庭审中的一个硬伤。
“2008年入院时，刘刚一直不告诉我们住址和家庭信息。直到他出院的前一天，才取出自己的身份证，说出住址。随后我们才与锦州市救助站联系，核实了他的籍贯情况。”被告代理人解释说。
刘刚则反驳称：“荣军医院对精神病人连裤带、鞋带都要收走，我的身份证、包全都在入院当天被收走了。”
在被告提供的2008年10月7日《临沂市救助管理站了解定点医院住院受助病人情况记录》上，登记人员将刘刚住址的“北镇市”写成了“锦州市”。“如果是我掏出身份证让他抄写，他会抄出另一个市名吗？”刘刚问。
“第二次入院，因为不是救助站直接送去荣军医院的，因此通知家属不是我们的责任。”救助站代理人在庭审上说。
2009年2月12日，刘刚再次出院。他的右手拇指、食指无法伸直，左腿内弯，至今依然如此。
“我在临沂市荣军医院治疗后痊愈。经全体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我非常感谢。”山东省人民政府的信访答复中提到，刘刚出院时这样亲笔留言。
刘刚在庭审上却公开称，这是医院逼他所写。“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句保证‘不再上访’，还按了红指印。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原件。”
此后，刘刚多次上访。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临沂市民政局、山东省民政厅的多次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基本陈述均与救助站一致。
2009年末，刘刚停止了上访，回家写起诉状，将临沂市民政局、临沂市卫生局、临沂市收容救助管理站告上法庭。
2012年5月17日，刘刚收到了北镇市人民法院的传票，但是案件未能如期开庭审理。
“立案之后，我们把诉状寄到山东那边，他们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北镇市人民法院副院长董德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临沂市民政局认为，北镇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月28日，管辖权异议被北镇市人民法院驳回。驳回意见中写道：“经审查，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救助并非自愿，有强制措施行为，从客观上收到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故被告异议理由不成立。”
7月，临沂市民政局不服裁定，上诉至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锦州中院维持了原判。
2013年1月18日首次开审时，合议庭认为，“被精神病”案的关键有二：第一，被告是否限制了原告的人身自由。第二，原告是否有精神病。
刘刚有没有精神病，究竟谁才有资格证明？
刘刚所在的北镇市中安镇三里店村民委员会，开具了“无精神病史，身体健全”的证明。今日庭审上，刘刚的同村人、合伙人也出庭作证，这名农民工在赴临沂上访前，并未表现出任何精神病迹象。
但被告代理人指出，“村委会和证人均不是精神病专业鉴定人员，证词缺乏法律效力。”
临沂这一边，也拿出了证据。2010年1月27日，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和荣军医院“两院专家组共同讨论”，认为根据两次入院前在场人员的反映及入院后临床表现，刘刚存在明显的精神异常及癔症性人格基础。“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支持原‘癔症’诊断”。
但法庭上，刘刚质疑，临沂市荣军医院作为一家精神科专科医院，校验记录只有2002年1月、2010年～2012年两段时间的合格记录。“那么，在我入院的2008年、2009年，这家医院有精神科诊疗资质吗？况且，它有司法鉴定的资质吗？”
对此，被告代理人回答：“校验记录可能是因为换证，材料不全，下次法庭需要可以补上。”
当庭，合议庭和原被告均同意对刘刚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庭后确定锦州市康宁医院为司法鉴定机构。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