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本报记者开展了一次关于社会公德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由本报记者当街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和网络调查两种方式组成。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目前我国社会公德的状况和水平。
我们通过本报法人微博进行了题为“你认为自己周围最大的社会公德问题是什么”的在线调查。调查引发极大关注，48小时内转发6000条，评论近1600条。参与投票6285人。
本次面对面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93份。选取了北京、沈阳、福州、深圳、太原、郑州、贵阳、兰州等8个城市，问卷在火车站、大型居民区、写字楼、学校等人口密集的场所发放，以确保能涵盖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如图一：
1路遇急救车等，您愿否挪车让路？很多车不让路，原因是什么？(图二)
这一项调查说明，路遇急救车，大多数人是有让路意愿的。之所以在现实选择中很多人没有让，以至于出现了多起“救护车被堵在路上导致病人死亡”的事件，是受客观条件上的限制。比如道路拥堵不堪，“没地方可挪”。还有交通法规对急救等行为没有豁免规定，使很多人“怕违章”等。路遇急救车让不让，表面上是个社会公德问题，但完全解决它，还需要从相关法律规范入手，仅靠呼吁是不够的。
2步行过马路，您会闯红灯吗？如果会闯，原因有哪些(多选)？(图三)
“‘中国式’过马路，与其归咎于行人不守法、管理部门执法不严，不如说立法出了问题。只从机动车通行便利的角度分配路权，路口过宽、行人等候时间过久等，这些都导致了红灯禁止的规定无法有效施行。而对路权的分配、路口通行标准等，本应在立法中做出规范。”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教授认为，“中国式”过马路的原因不在于执法不严，而是在立法上就埋下了不利执法的种子。
3您会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吗？如果会喧哗，原因是什么？(图四)
选择“周围很吵，不大声会听不到彼此讲话”的占71.5%。由此可见，很多人在公共场所喧哗是迫不得已的，由于别人的嗓门大，导致了必须同样大声音才能保证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同伴听到。
遇到不文明行为，由于很多人不会上前制止，客观上纵容了这种现象的扩大和蔓延。最后，在连锁效应的作用下，就导致了整个公共场所乱哄哄的局面。
4遇到不文明行为您会上前制止吗？如果不制止，原因是什么？(图五)
选择“怕打击报复”的占26.3%，选择“如果因制止受到伤害，没有制度保护”的占23.4%，这两项相加占到了一半。这样的结果令人深思。当制止不文明行为的成本大到我们无法承受时，正义感自然就会被逼到角落。
“通过制定见义勇为奖励法规，完善保护机制，保护、鼓励人们见义勇为，将能发挥积极作用。”解志勇教授表示。
5您认为最大的社会公德问题是什么？造成公德不理想的原因是(多选)？(图六)
认为最大公德问题是“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数，是选择“别人需要时不伸出援手”人数的近8倍，这间接说明了现阶段我们对乐于助人等倡导性公德问题的关注要远低于对公共秩序等底线性公德问题的关注。在跟帖评论中，官员道德，尤其是违规使用特殊牌照车辆等的评论较为集中，且言辞激烈。这反映了社会对公权滥用的深恶痛绝，也表明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能否自律对社会公德有极大影响。
6您认为您周围的公德状况如何？您认为近些年社会公德状况有何变化？(图七)
与舆论热炒的“世风日下”状况不同，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71%的人认为社会公德状况在恶化。而“造成社会公德状况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和“您认为自己能为改善公德状况做些什么”这两项调查则显示，促进社会公德状况进一步改善，过半人数认同每个人应从我做起、近一半的人则认为应加大宣传和完善奖惩制度，三者缺一不可。
本次面对面问卷调查由本报记者程晨、方莹馨、方敏、杨文明、何勇、钟自炜、吕绍刚、冀业、周亚军、曲昌荣、汪志球、曹树林等当街发放并回收问卷。调查数据由本报记者程晨、方莹馨、方敏、杨文明录入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