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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天，早晨6点半，寒气刺骨，53岁的余友珍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准时赶到武昌徐东路，开始清扫马路。过往的路人不会想到，这位穿着一身橙红色工作服的普通环卫工，家有17套住房，价值过千万元。

　　身家千万仍洒扫在街头，这种淡然与务实不啻于真正的“正能量”。发家于拆迁，怕子女变样，于是自己做榜样表面看这是朴素的财富品质或人生选择问题，背后却投射出地产经济时代、因拆迁暴富而衍生的社会命题。

　　钱来得有多容易，就会制造多大的麻烦。《人民日报》载文称，在杭州城郊一些村庄，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富起来后，不少人终日无所事事，有的靠打麻将度日，有的甚至染上毒瘾，很多人因挥霍无度而返贫。余友珍在暴富后仍能坚守平凡，这是一种本色精神。但这样的精神，对于更多因拆迁而暴富的群体而言，虽难能可贵，却不具有稳态意义。或者说，余友珍为暴富者上了一课：一方面，它提醒因制度或时代而合法获得政策溢价的公民，怎样花钱固然是个人自由，但恪守价值根本、找准人生坐标，也许更能赢得财富之上的尊重；另一方面，它更在于提醒公权部门，以高价赎买的方式平息土地博弈中的矛盾，这固然是一种善意，但如果在“付钱”的时候不能肩负引导其生存发展的责任，那么，这种财政支付仍是不道德、不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