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推出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致使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今年1至10月，仅地方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已近6000亿元，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亿，这表明政府债务水平仍在快速上升。不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转型，越来越依赖负债来获得增长似乎已成定局。
目前人们普遍看好城镇化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一定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大量举债。如今的城镇化与过去30年的城镇化之间的区别在于，如今的城镇化以提高生活质量、缩小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收入差距为目的，是“烧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来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让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如今的城镇化是为了还“欠账”。因此，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的下滑，今后财政支出的增速将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速，这一缺口将需要规模越来越大的举债来填补。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企业债发行总额达5713.53亿元，同比增速达191.9%，发行主体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等为主。举债规模几乎翻倍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应对到期债务的偿还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新增政府投资项目融资。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将逐年增加。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但也正是赤字财政导致了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使这一地区1981年至1990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1.0%，人均年增长率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今后无疑也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这也是无奈之举。但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特点或优势。
一是中国今后的债务增长，类似于日本模式，即内债占绝对高的比重，且中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故受外部冲击会比较小，发生危机的概率较低；二是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出口额全球第一，这是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拟的，后者在过去曾出现连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三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远高于拉美，仅就国有企业的规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东权益”就超过15万亿(2008年数据)，这还不包括土地、矿产、森林等国有资源；四是中国人的勤奋度几乎是全球第一，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今后中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依然存在，而拉美国家则在过去的产业转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走上负债式增长之路是必然选择，但无需过度担忧。当然，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战略、模式和路径的核心考核指标。对国家而言，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服务民生而言，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经济转型，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