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近期，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宣布，从2013年开始，苹果将把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伴随着近一时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趋势，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更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及“本土化制造”的背后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事实上，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然而，从196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19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意图更加强烈。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的《制造业促进法案》，被视为美国启动“再工业化”的序幕。
目前来看，驱动美国制造回流的第一大因素是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正在日益缩小。一直以来，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随着中国要素价值的重估，这一切都在发生改变。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当然，劳动力成本绝对不是构成制造业成本的唯一因素。2010年以来，中国电力成本已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发展成本。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本降低的因素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如果考虑到因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将大幅削减美国的制造业成本，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未来美国制造业正出现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开始进入上升期。
如果说，成本差距的因素还只是中长期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仅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反观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在未来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必须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当然，在转型和升级的过程中，“淘汰”和“死亡”将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更加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