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汕头市陈店镇某内衣厂的工人正在裁剪文胸。图/记者华剑
汕头纵火案背后
一个内衣名镇的焦虑
处于产业底端的家庭作坊,工人随时可能离职、被欠薪,老板随时可能拿不到订单、发不出工资。两种情况交替存在、不断轮回,让劳资双方都陷入焦虑。刘双云的焦虑最终化为一把火,吞噬了14条生命。惨剧背后,是社会转型、产业升级背景下,一个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底端的小镇,急需推动生产方式、劳资关系、维权环境的三重升级。
本报记者谭君广东汕头报道
海绵网还散发着高温定型后的余热和异味,用剪刀沿着机器在海绵网上压出的形状绕裁,右手张合八九下,1个海绵网裁好了,再裁1个,一件文胸的制作工序完成,赚1毛钱。
——刘双云每天要这样重复2000次,完成1000件文胸的加工,这样他月收入可以达到3000元。
实在的工作量,明确的结算方法,让刘双云不能接受老板克扣他500元工资。12月4日,他多次讨要无果后,点了一把火,导致14名工友丧生。
潇湘晨报记者调查发现,“12·4”纵火案只是当地众多劳资纠纷的一个极端案例。而众多劳资纠纷背后,是当地散乱落后、抗风险能力小的作坊式生产,是随意、急待规范的劳资关系,是劳动维权渠道和力度的双重受限。
产业底端
作坊式生产,雇佣童工,生产环境恶劣,利润微薄,这是处于产业底端的众多内衣生产作坊的写照。
“哒哒哒”的机器声,均匀而刺耳,从早到晚,无论走在哪个角落都能听到。
这里是汕头市陈店镇,中国内衣名镇。有资料称,全国60%的内衣来自陈店。不过,陈店生产的内衣档次较低。官方资料显示,该镇规模以上内衣企业仅65家,家庭作坊式工厂有近2000家。
“这些作坊大多都没有自己的品牌,靠承接大厂的订单生存。”一个拥有100名工人的工厂经理说。
12月6日,在纵火案发生的陈店镇新溪西村,家庭作坊已进行了清理。家庭作坊一般位于四层或五层的民居中。一层是仓库和工人吃饭住宿的地方,原先随意堆放的海绵等易燃物不见了。二层一般是老板办公室和其家人住所。这里有监视屏幕,展示着三层、四层车间内的画面。画面里,面容清秀的工人们在杂乱的货物堆中低头忙碌。
纵火案中,年龄最小的死者只有13岁。童工在家庭作坊中并不少见。一些穷苦地方的孩子,小学刚毕业就出来打工。
刘双云1990年代末离开家乡湖南,来到正兴起内衣加工产业的潮汕地区。当时,他只有14岁。他在陈店呆了12年,逐渐成为一名熟练定型工。
一个文胸从材料到成品,有近二十道工序,基本上一个工人做一道工序。刘双云的工作,是机器把海绵网压成一定形状后,他根据形状裁剪去多余边料。
车间逼仄,四五台气压机器发出轰隆声。海绵被加热到200多度。定型工人们,常年坐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海绵散发的异味中,一个一个地裁剪。
32岁的刘英雄做定型不久,但手指已经烫得发黄,幸好,有厚厚的茧。
家庭作坊的利润很少。
以一件市面上卖价58元的内衣为例,厂家的出厂价约1.5折,即8.7元,而厂家从家庭作坊拿货价是7元。这个价格卖出去,家庭作坊每件能赚一块多。电费、房租、设备耗损等费用,作坊和工人的利润,都指着这一块钱。
工人的工资按件算。刘双云做定型,做一件,约赚1毛钱。一个内衣厂一天生产1000件,他的工资就是3000块。
与呆在偏僻乡村贫穷度日相比,这份工作还算可以——如果老板能按时发工资的话。
维权乏力
绝大多数家庭作坊的工人与老板之间没有劳动合同,只有口头约定。劳资纠纷多发,让基层劳动部门应接不暇,维权介入止于蜻蜓点水。
在陈店,招工方式很简单。
老板贴张招工单,没活儿的工人当天就可以坐到某台机器下面。或者老板跟手下工人说,叫上你的亲戚过来,然后一个没活干的亲戚就来上班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很重要。陈店镇常住人口近14万,外来务工人员或占1/4。陈店镇文观村二片,很多湖南醴陵人在此聚集。“有四五千人吧”,来陈店十多年的醴陵人杨堂中说。
在陈店,为留住工人,工厂无论大小,都会压工人一个月工资,或者每个月压一点,到年终再结账。
这种方式被工人们默认,但因为没有书面契约,当工人需要辞工,或当老板获得的订单跟不上工人的工作量时,矛盾产生了。
“老板招人时,非常热情,到你家去请。等你有钱抓在他手里,他们就是另一副态度了。”遭遇欠薪的工人杨思昂说。
在陈店,劳资纠纷很常见。
12月6日,纵火案发生两天后,火灾现场依然有人围观,其中一些人专门找记者维权。
“我们老板去年欠我500块到现在还没给。”“我老板说了保底给我1600元一月,结果根本没按这个算。”“我总共被欠了1万多了。”……
陈店镇劳动社会保障事务所是接受工人投诉的机构。记者采访的10名工人中,有3人表示去过事务所,“但每次去就是把情况说一下,解决不了问题”。
12月7日,贵州人杨旭友到事务所投诉。他今年3月在一家内衣厂打工,做到端午节,因家里房子被泥石流淹了一半,他要老板结账,回家修房子。老板给了他300元路费,3000元工资年底结账。从贵州回来后,他没在这个工厂继续做了,再去要钱,老板只有两个字,“没有”。
事务所所长郭明新问:老板叫什么名字?答:不知道;问:老板电话多少?答:不知道;问:厂子地址在哪?答:不知道,但可以带你们去。
郭明新表示,如有老板姓名电话,他们可以打电话给老板,或者叫村委会去找老板。他们所共9个工作人员,每天要受理好几起类似案例,还有其他事,不可能跟着杨旭友去找。
他要杨旭友回去找老板电话。杨旭友面露难色,他没想到搞清楚老板姓名和电话那么重要。他认为,自己只需要确信一点:干了活,就该给钱。
正常维权渠道受限,一些工人选择了最直接和最粗暴的方式。
1988年出生的杨思昂,在老婆的欠薪多次投诉仍无法讨回后,叫了五六个老乡,提了斧头直接去找老板。一场打斗之后,派出所出来调解。他们最终以降低工价、减少四百元左右欠账的方式,拿回了拖欠六年的1000多元工资。
游戏规则
劳资纠纷多发的深层次原因,于外部来说,是家庭作坊恶劣的生存环境,于内部来说,是劳资双方均为各自利益破坏着口头约定的游戏规则。
在内衣加工业从业多年的邓经理介绍,在陈店,老板克扣工人工资、跑路的情况不少。但从经济角度,也有可能是“老板没赚到钱,手上资金也比较困难”。
据他了解,家庭作坊三角债比较多,工厂欠原材料厂钱,不能不给;工厂又欠工人的钱;工厂还可能货卖出去没拿到钱等。
“现在做一个牌子,客户欠钱也有很多,工人工资就成问题,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老板的经营状况决定了能否发出工资。
在工人看来,他们没有义务和老板一起抵抗风险。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产业末端,利润的取得如此透明,甚至精确到了秒,以一厘钱计算。
以刘双云的定型工种为例。内衣的质量跟海绵压模的时间长短直接挂钩。一个低档的内衣,一般只压80秒,中档内衣是150秒,高档的则是200秒以上。相应的售价,也标记为10秒钟9厘钱,100秒9分钱。超过100秒,每10秒按8厘钱算。
工人被绑定在机器上,像机器一样生产。一般的家庭作坊,有4到6台机器同时运作,在机器压出一批海绵的时间里,工人确保裁剪出上一批。裁剪一个文胸,需要张合剪刀八九下,耗时八九秒。
这种情况下,也有工人想耍小聪明。他调快机器的速度,以便能裁剪更多海绵网。老板则可能发现这是一个卖不出去的不合格产品。由此,又一场纠纷产生。
在利益面前,工人和老板都容易破坏口头约定的游戏规则。不过,老板破坏规则的权力和机会多于工人。
工人对付老板的重要手段,是离开。“一般做半年才算熟手,结果他找到待遇更好的下家,说走就走。”一位姓颜的老板说,“他们还有各种离开的理由,结婚、生孩子、修房子。大厂一般提前一个月通知,照样算工资,小厂就不同了。”
这直接促使老板克扣工人工资进行惩罚或留人。
困局待解
处于产业末端的家庭作坊,工人随时可能离职、被欠薪,老板随时拿不到订单、发不出工资。两种情况交替存在,不断轮回,让劳资双方都陷入焦虑。
然而,一个悖论是:既然家庭作坊经常欠薪,为什么不缺工人?
在邓经理看来,工人们选择家庭作坊,只为两个字:自由。
“现在的工人90后较多,80后也不少,很多人是独生子女,不爱被拘束。小厂自由,有点事,比如外面有朋友来找我了,晚上有谁请我喝酒,手上有事做也不做了,要出去。”邓经理说,“老板想管吧,又怕他走了没工人,只好不管。”
12月7日,记者问对内衣加工业很熟悉的杨堂中,是否想过自己办厂。
他说,想过,但放弃了,“老板不好做”。在邓经理看来,开一个家庭作坊不难。
“在一个厂做个十年八年,有生产管理经验,有做设计的长处,花几万租个房子,花个十万八万买个十几二十台机车,再找亲戚、老乡做工。一个小厂,做得好的话一年可以回本,比打工好一点。”
可是,一旦货源跟不上,大厂不给单子做,小厂就只能倒闭。老板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
刘英雄说,他有一些老乡也办厂了,“一个在家乡办,一个在陈店办,不过只有这两个人成功了,失败的好多个了”。
12月10日,一位姓杨的醴陵籍工人说,去年他的老板跑路了,欠了40多个工人的工资,政府把他的厂子查封,把机器设备卖了,但只能补偿35%的工资,剩下的只能靠工人自己去要。尽管这个老板也是他老乡,但他找去只得到一句话:没钱。
处于产业末端的家庭作坊,工人随时可能回家、离职,老板随时拿不到订单、发不出工资。两种情况交替存在,不断轮回。
这个轮回中,刘双云的焦虑化为愤怒,继而化为一把火,吞噬掉14条鲜活的生命。
他的工友和老乡刘英雄则陷入更深的迷茫——他想离开这里,想过更有保障的生活,可是,除了做内衣,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