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3日凌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自然·气候变化》专刊(Nature Climate Change)在线发表了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科研报告《维持全球升温低于2℃的挑战》。该报告公布了丁铎尔中心“全球碳计划”年度研究成果和最新研究数据，全部的数据也在《地球系统科学数据讨论》杂志同步发表。
作为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学术网络的核心成员，“复旦—丁铎尔中心”代为发布“全球碳计划”2012年度报告新闻稿的中文版。报告显示，根据总部位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EA)的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导的“全球碳计划”最新年度数据，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12年进一步增加，达到创纪录的356亿吨。而2012年预计增加的2.6%碳排放量使得全球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比京都议定书设定的基线年1990年增加了58%。
研究显示，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是，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
但是，研究发现，尽管总量偏高，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仅为6.6吨，与美国的人均排放17.2吨还相差甚远。不过由于欧盟在碳减排领域付出的巨大努力，欧盟的人均排放量降至了7.3吨。另一方面，印度的人均排放量较低，为1.8吨。
发达国家须对二氧化碳增加负主任责任
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英吉利大学科琳·乐凯芮教授表示：“在全球气候对话期间的如此高增长的排放量，让人感到好像没有人在认真听取科学界的看法。”2012年增加的排放量进一步扩大了实际排放量和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排放目标之间的差距。“我很担忧，按照目前的排放趋势，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太高，我们必须采取更为激进的减排计划。”
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杂志的分析结果显示，为保证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实现，全球排放量在2020年之前必须大幅削减。即便没有气候政策的驱使，比利时、丹麦、法国、瑞典和英国的能源结构调整，也使得排放量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减少了5%。
复旦-丁铎尔中心主管主任戴维斯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须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负主要责任，但是今天的挑战是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我们相信，中国的改革和创新以及所掌握的科学和技术，使得其有能力在面对这一全球挑战时起主要的引领作用。”
复旦-丁铎尔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陈建民教授指出：“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接近全球30%的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国家消费的产品有关，所以全球碳排放责任的归属非常复杂。但是，中国在目前治理城市空气污染中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了我们迎接挑战的能力。”
复旦大学环境系董文博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需要客观地看待中国碳排放总量。中国近10年来一直保持约10%的GDP增长，这带来对化石能源的巨大消耗。在近年来的多次国际气候大会上，中国不但常常被发达国家指责为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不够积极和负责，同时也被一些发展中国家视为“不好的榜样”。但仅从目前的碳排放总量来简单地指责中国是不公平的。
现有国别排放数据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董文博指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虽然快速上升，但仍然低于欧洲，并远低于美国。众所周知，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历史积累来看，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国(G8+5国家)从1850年到2004年间，中国的历史累积排放贡献占这13个国家的10.8%，只有美国的约1/4；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其次，就中国本身情况来看，中国是制造大国、世界工厂，中国为其他国家承担了可观的碳排放。2011年，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联合复旦大学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碳排放转移”的概念，强调了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正确理解隐含碳排放责任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碳排放总量中的20%~30%的排放是为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相关产品与服务有关。这其实就是西方国家把其二氧化碳的排放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的份额中，比如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印度、巴西等。因此，无论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积累，或是从中国本身情况出发，都应正确客观看待中国的碳排放问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也认为，有必要更加全面地理解丁铎尔中心发布的“中国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的论调。丁铎尔中心选择在12月3日发布有关全球碳排放总量排行，背景有二。其一，11月26日~12月7日联合国在卡塔尔多哈举办气候变化大会，其主要意图在于为2015年制定全球统一碳减排框架确定时间表，与中国有紧密关系的核心要点又在于如何逐步放弃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双轨制”原则，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般而言，这一原则对中国有利；如果从2013年开始，国际碳减排框架逐步从“双轨制”转向“单轨制”，有证据表明，中国将会因此承受更多的碳减排压力，并进而极有可能损及国内的社会经济成长。
其二，在联合国多哈气候变化大会前夕，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连续发布分别名为“排放缺口：哥本哈根协议可以实现2摄氏度/1.5摄氏度目标吗？”和“降温：世界难以承受4摄氏度”两份重要研究报告。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全球碳排放失控的警告，并催促国际社会加紧应对步伐，但其中并无“中国碳排放世界第一”的说法，也没有对全球各国的碳排放进行量化对比。就此而言，上述两份报告兼顾到了各方的利益和顾虑，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尚无各国官方认同的碳排放计算标准和核查手段的情况下，现有的国别排放数据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李志青表示，“中国碳排放总量世界第一”论调的关键之处在于可以从中得出“中国的碳排放水平很高”的相关结论，“如果说这一结论在技术上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则是不成立的”。
李志青解释，实际上，人均的碳排放水平上，中国低于欧美；在人均产出的碳排放水平上，中国更加远远低于欧美和世界水平；时间结构上，中国的历史排放水平和整体排放水平都较低；能源结构上，中国的禀赋是“多煤，少油，少气”的特征，去除这个权重因素，中国的碳排放水平会大幅下降；部门结构上，目前中国以“多制造，少建筑，少交通”为特征，制造业的排放系数较高，而建筑和交通的排放系数较低，这会影响碳排放的绝对量；贸易结构上，中国的碳排放有“在内生产，在外消费”的转移特征，生产属于高排放过程，消费则是低排放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的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世界作贡献；从能效结构上看，中国不同部门的能效在过去10年里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已经有效地降低了碳排放水平。“总之，中国的碳排放水平有着‘绝对高而相对低’，‘总量高而结构低’的特征，以‘碳排放世界第一’一句话来概括这些特征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够全面的。”
中国主动减排就是为世界发展提供红利
董文博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首先，中国能效提高的速度和水平，全球有目共睹。1990年以来，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而中国下降了约50%；中国的煤电效率，采用先进的超超临界技术，每度电煤耗已经降至300克以内，优于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吨钢能耗，从1990年的1.5吨下降到目前的0.6吨左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不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中国的发展速度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品生产国，是全球最大风电市场，同时水电装机容量也是世界第一。目前中国正考虑，到205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升到50%左右。
第三，在全世界不少地区大规模毁林的情况下，中国多年来大力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2.7%增加到目前的20%以上。
第四，中国的人口控制和脱贫政策，也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有着积极和巨大的贡献。
李志青则表示，根本上而言，国家气候变化应对和相关碳减排政策的出发点应是服务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前体现为经济转型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让经济发展服务于气候变化应对和碳减排。他认为，中国的碳排放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在为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提供“红利”，作出贡献；中国已将生态文明列入国策，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坚持走节能减排的道路，继续努力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水平，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董文博也指出，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和人民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减缓而继续努力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