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世界每4秒钟就有1例新痴呆症病例发生。该病不仅被视为公众健康危机，也被视为社会和财政的梦魇。更有学者直言，随着老龄风暴来临，目前的卫生系统根本应对不了爆炸式增长的痴呆症危机。
大学教授的凄凉晚景
今年78岁的张老师曾是大学数学老师，老伴儿毛教授比她小2岁，曾是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机械专业教授。7年前，毛教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如今连妻子、女儿的名字都叫不上来。电话中，张老师数度哽咽。
“老伴儿是个喜爱运动的人，身体一直很好，68岁那年他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买了一辆汽车，还报了驾校准备学车。就是那一年，他回家后常常抱怨说自己变笨了，学东西变慢了。但家里人都没有当回事。直到69岁的时候，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务人员到学校做记忆障碍普查，老伴儿被怀疑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因为对这种疾病不了解，直到他70岁的时候，我们才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确诊。”
张老师告诉笔者，近两年，毛教授的老年痴呆症日益恶化，如今已经进展到中重度，并伴有狂躁，要同时服用美金刚、多奈哌齐等多种精神病类药物，每月药物费用总共需要2000多元。“和很多贫困家庭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不能算拮据，只是精神上的压力实在不能承受。”张老师哽咽着说，“从两年前开始，老伴儿就三天两头地走丢，每次都是学生或者派出所的民警帮忙送回来。”
“所以我现在只能一刻不离地跟着他。我自己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和糖尿病等，腿脚不利索，也只能硬撑着。虽然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大小便，但从不去厕所，弄得厅里、卧室、厨房地漏到处都是屎尿。”
“没有想过把老伴儿送到养老院去吗？”“不是没想过，曾经去过北京市老年医院，护理费一天就要150元，那次只住了两天半，就花了5000多元，实在承受不起；也咨询过养老院，人家都不愿意收。”张老师说，自己两年前就被确诊患了抑郁症，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大哭一场，也经常想到去死。“只是我走了他怎么办？有一次老伴儿清醒的时候说，‘我不打人，也不骂人，你干吗不要我’。”说到这里，电话里传来老人呜呜的哭泣声。
社会和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我国老年痴呆症患者人数为800万，接近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且患病率逐年上升。”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于欣教授告诉记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2000年之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痴呆症患病率为2%～3%；2000年之后，患病率增加到4%～5%，80岁以上老人患病率达到30%。
一项由北京大学第六院医记忆障碍诊疗研究中心进行的研究显示，参与调查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庭月平均收入为3210元，疾病相关花费却达到每月1296元，占到家庭月收入的40.3%，其中还不包括家人的劳动付出。
“事实上，老年痴呆症对于我国社会和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远不止此。”于欣教授坦言，家属付出的情感及时间成本，同样可以折算为社会和经济负担。
应建立多层次照料体系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痴呆及相关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鲁宁教授介绍，当前我国对于老年痴呆症仍存在知晓率低、诊断率低、治疗率低的“三低”困境。有统计显示，轻度、中度、重度痴呆症患者的就诊率仅为14%、25%和34%。
另一方面，在长期康复中，患者和家属过度依赖大型医疗机构，换来的只有失望。据了解，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老年精神科床位有30多张，其中专门提供给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床位控制在5张以下。于欣教授坦言，患有重度抑郁、谵妄等严重精神疾病的老人，住院周期为30多天。而老年痴呆症患者往往无需更多的干预，但一住进来就是几个月。“全国所有的精神科床位加起来也不到20万张，与庞大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群体相比，差距很大。”
那么，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长期康复应在哪里完成呢？王鲁宁教授和于欣教授均提出，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居家照料仍是最主要的方式。同时，为了提高患者和照料者的生活质量，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服务机构应该参与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专家指出，家庭提供更长期的照护服务，可以推迟或减少对于高成本医疗照料的依赖。因此，对于家庭照料者的心理疏导和关爱也是重要一环。同时，由痴呆照护、长期照料和慢性疾病管理所构成的多学科团队，应该通过制定恰当的实践指南来加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