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工作中，格登“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
在蜂拥而来的记者面前，格登很喜欢回忆起自己15岁那年受到的“屈辱”。他还记得那位名叫加德姆的老师——他专门解释说，加德姆并不是个真正的老师，他的真实职业，是一家博物馆馆长。当时，格登所在的中学伊顿公学，聘请他来向低年级的学生教授基础课程。
在那个“灾难性”的学期过后，格登的生物课成绩是“垫底中的垫底”。老师在评语中毫不掩饰地建议他，放弃学习生物的想法。
不过，在格登的母亲看来，自己的儿子当年早已迷上了生物学。中学期间，格登前后养了上千条毛毛虫，并且等它们一一孵化成飞蛾，这让他的老师非常厌恶。
“我对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着迷，它们好像有魔力似的吸引着我。”格登说。
但他的人生轨迹的确差一点与科学擦肩而过。他的父亲希望他当兵，或者学习金融，而格登报考了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如今，格登解释说，当时中学实验课上的失败的确令他心灰意冷，垂头丧气。
不过，在一番混乱的招生工作之后，阴差阳错地，格登进入了牛津大学动物学系。
他的人生开始向科学一路前进。很长时间，他都在研究一种来自南非的青蛙非洲爪蟾蜍；博士后研究期间，他开始关注“细胞核移植”，并且终其一生都为此深深着迷。
即便在这个时候，“差生”的叛逆基因依旧在不时闪烁。当时，格登试图证明，细胞在分化成不同的组织器官之后，并没有丢掉那些“没用上”的遗传信息。他的观点一直充满争议，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研究证明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只是一个研究生，那些人却是比我资深很多的前辈。”格登说。
同时，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一研究的意义，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结论没有任何价值。直到半个世纪后，随着克隆技术和干细胞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它让基本的科学研究看到了光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慢慢消失，赞誉开始扑面而来。1989年，56岁的格登参与创办了维康信托基金会和CRC研究所，前者用于资助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后者则致力于细胞生物学和攻克癌症方面的研究。
如今，格登的CRC研究所已经更名为格登研究所。在这个以他命名的机构里，除了实验器材、研究资料，那张中学时代的成绩报告单，也被装裱起来，悬挂在他办公桌的正上方。
格登说，即便拥有数不清的奖状、成果，这张言语刻薄的成绩单，是他唯一裱起来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