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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映带火当地旅游 陈忠实旧居成景点

  [导读]《白鹿原》火了,也重新复活了周代就有的白鹿原。陈忠实老家的坡道边上,不知从何时起,挂起了方砖大小的路牌,上面的箭头指着“陈忠实旧居”。到此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陈忠实的老家

 

陈忠实探班电影《白鹿原》

 
 
 

  拍摄现场,导演王全安在给他介绍剧中场景

  每天清晨,西安东郊一条小路上,可见一辆小轿车缓缓向市区西南方向驶去。车上坐着一位满脸皱纹、满嘴陕西腔的老农模样的人,他的身边,或许还会有三几位同样的农人。他就是从陕西省作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休不久,仍然担着中国作协副主席职位的著名作家陈忠实,身边是顺路搭载的村上的老乡。

  官员、文人、名家、轿车,憨厚、朴实与近乎粗粝,奇妙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他的乡党和友人,对此早已熟悉不过并津津乐道,外人却难免有点打愣,尤其是在《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并引起热议的今天,陈忠实的为人以及有关他的点点滴滴,又像揭锅大馍的热潮那样,引起围观。

  其实,陈忠实是极普通的人,像他的名字,更像小说《白鹿原》封页上那满脸沟壑的老汉———就一个关中“冷娃”!

  1

  敢怒敢骂的“软骨头”

  陕西人说的“冷娃“,有人如此归纳:庄重诚实不耍滑头,有胆有识坚定执著,表面冷漠心怀热肠。陈忠实正是典型的“冷娃”式人物。

  1997年12月19日,发表4年多的《白鹿原》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上,与其他3部长篇一起摘得桂冠,然而,后面却带上“修订本”三个字,让读者产生诸多猜想。

  原来,《白鹿原》面世以来好评如潮,深受欢迎,却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据《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报道透露,“茅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曾提出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朱先生”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与相关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方式廓清;一些与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也应加以删改。

  陈忠实没有二话,他像初始创作那样,平心静气躲到郊外一个安静的地方,按评委意见对书稿进行删改,还加上若干倾向性鲜明的文字。本来,这是精益求精的好事,改糟了还是改好了,也是属于学术上的事。然而,他由此遭到某些人“骨头软”的指责,“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批评文章(微博)还上了著名的《当代》杂志。

  引发大论战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出乎意料,陈忠实并没有公开回应。他跟来访记者详细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并反复强调“朱先生”的观点并不代表陈忠实,小说里一些反派人物把共产党看成是共匪,难道也是陈忠实的看法?并明确表示,领导的修改意见我是接受的,不接受怎能作出这样的调整?何况有些话还保留着,人物性格也没有改变,“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一个好作品不被理解是暂时的,最后一定会被理解。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我都经历过了,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

  此后,谁要提及有关《白鹿原》修订一事的是非,他总是反复提醒: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文学发展有一个过程,不被人接受的东西过一段时间,也许就被接受了。

  今天看来,陈忠实真不是计较名利地位的人。《白鹿原》拍成电影,他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改编人,剧组也请他参与,这可是名利双收的美事。他呢,却“撒手”不管,连人家改的定稿也没看一眼。“改得好我欢迎,改得蹩脚,我也不说啥。”搁在以前,该生出“为了上电影连改编权也让给别人”之类的责难了,其实这是一种理智与信任,与其他无关。

  他的骨头其实一点不软。早在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对此事不管不问,后来被催急了,反复对省委主管领导表示,说自己一心写作(当时正在乡下写《白鹿原》),就不当领导了。那领导被弄得有些不悦,拿出杀手锏:“这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如果不是一年后路遥(原定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意外病故,陈忠实仍是乐于“无官一身轻”。

  2

  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如果说陈忠实的矜持是因了他的才华,那么,造就他“冷娃”性格的则是苦难的生活,而正是这样的性格,孕育和催生了作家陈忠实。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一个小村子,父母都是地道农民。13岁那年,靠卖树为生的父亲无力承担两个儿子的学费,只得弃小保大,让当弟弟的陈忠实先行休学。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年的休学,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在文学上,陈忠实可谓早慧先飞。大约是15岁初中二年级那年,他读到赵树理的小说《田寡妇看瓜》,心想这些农村的事我也能写,就在作文本子上写下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一个因为果树归公引发各种矛盾的故事,获得语文老师很高评价。大概就是这时开始,他与文学结下了一生难解之缘。

  不幸的是,陈忠实高中毕业时恰逢“大跃进”,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大学招生名额锐减,成绩在班上前三名的他竟然名落孙山!读大学中文系进而当职业作家的梦想破灭了,命运把少年陈忠实抛回到黄土高原。

  陈忠实经历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陷入六神无主的失重状态。父亲沉默了许久后无奈地说,“当个农民又如何,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一言惊醒,20岁的陈忠实选择了到村小学当教师。他不知道父亲比他更痛苦,二十多年后,老人患癌症去世前对他说:我对不起你,休那1年学,让你错过了20年啊!忠实听了浑身战栗,久久无言。

  他庆幸选择了当教师,虽然不合他的性格和爱好,但觉得这一职业与他深爱的文学保持着某种联系———当农民的干完一天体力活回来,再没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写作;当教师的放完学后,还可以读书、写东西。他下决心向文学天堂冲刺,从最基本的阅读、收集新词、造句和练笔开始,在基本功上下苦功。回忆这段生活时他说,大学、兵营和乡村三条道路中,我在最不想走的乡村之路上落脚,反而把未来一切侥幸心理都排除净尽;在自修文学写作上,开始了潜藏心底、义无反顾的人生理想。

  在老屋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然而,瑰丽的文学梦想刚刚开启,“文革”来临了。

  看到各种中外名著被定性为“大毒草”、“反动言论”,遭无情批判,被抽调到公社“搞运动”的陈忠实,赶紧返回老家把厚厚的日记一页页撕下烧掉。然而“红卫兵”还是从他某篇作品里“找出”问题。他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罚去学校养猪。一天,他看见游街队伍里,挨批的竟有他崇拜的柳青、杜鹏程等好些作家。他是个“柳青迷”,也被称为“小柳青”,即使上“五七”干校,包里仍然带着柳青的《创业史》。他感到绝望,“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

  更大的厄运来临了,1976年,陈忠实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小说《无畏》,描写在“造反”中起家的一名公社党委书记,在“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故事,结果受到调查,由公社党委副书记转为文化馆馆长。

  那是一段充满“自虐式的反省和反思”的日子———他后来在文章中这样说。而郊区的文化馆工作,其实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辞去行政职务是为了安静读书,“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涤荡我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

  1977年的一天,妻子骂他天天写作,“没啥用,挣不了钱”。正好老友徐剑铭在他家聊天,身上揣着一张几十块钱的稿费单,就递给她看。她拿着看了半天,说了句“啥时咱忠实也能拿到这些就好了”,这句话,坚定了他写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两年后的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荣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此重归文坛。

  正是文学上死而后生的默默前行,加上长期的农村生活,对他日后的创作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的理解和了解,正是那些年完成的。这为《白鹿原》的诞生,植下坚实厚重的文化底蕴,获取了丰富生动的真实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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