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2009年3月控烟至今，没有看到相关疾病有所下降。”8月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在参加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全国医学院校控烟能力建设项目研讨会上，对控烟效果表示无奈。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目前约有11亿吸烟者，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人数达600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800万。中国是烟草消费大国，人群吸烟率为28.1%，有72.4%的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的危害。

　　为了遏制烟草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建立了《控烟框架协议》。中国人大在2005年批准了该协议在中国的实施。

　　中国政府针对控烟采取了不少的举措，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第三次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1996年有0.3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9.5%；2002年有0.42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12.0%；2010年有0.61亿人戒烟，占吸烟者的16.9%。不过，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主任杨廷忠也坦承，这一数据中有不少复吸。

　　由于目前中国吸烟率依然高居不下，与国际公约要求相差甚远，呼吁控烟也成为了中国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话题。

　　本次全国医学院校控烟能力建设项目研讨会上，来自中国33座城市的34名大学教授共同研讨医学院校的控烟能力建设。

　　如何才能更好的控烟？与会的老师们给出的答案很多种，归结起来，很多人认为政府干预很重要。

　　作为政府官员，姜垣并不否认这些年中国从上而下的一些努力，但也坦承其效果并不佳。

　　姜垣将杭州与美国的一座城市进行对比。从1998年至2001年，美国的这座小城因急性心肌梗塞入院的人数平均在40多人每年。2002年，该城颁布无烟法律，当年的急性心肌梗塞入院人数骤降至20多人。

　　“2003年，因为烟草公司的抵制，酒吧成为了可吸烟区，该城的入院人数再度攀升至40多人。”姜垣说，通过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控烟能够很好的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

　　杭州从2009年3月开始控烟，但是令姜垣感到遗憾的是，三年多来，并没有听说有任何相关疾病下降的趋势。“杭州如果控烟能够做的很好，其效果一定超过国外城市，因为杭州人多。只要成功控烟3个月，冠心病发生率就能够明显下降。长期控烟，癌症发生率也将下降。”姜垣说。

　　姜垣还举了美国加州的例子，加州作为美国最早实行控烟的一个州，十年下来，加州的肺癌死亡率下降速度是其他州的四倍。

　　除了城市的控烟效果差，姜垣也坦承，中国大学内控烟效果也很差。2011年，相关部门曾对中国800所大学进行暗访，控烟及格率仅为2%，只有16所及格。

　　另外，姜垣还大力呼吁希望能够提高中国烟草制品的税率。她认为，中国烟草制品价格十分低，平均为5.5元一包，70%的烟民都在抽7元以下的香烟。而在澳大利亚，一支烟的价格相当于中国的一包烟。

　　“如果，中国的香烟价格提升1元，可挽救300万人的生命。”姜垣说。

　　除了呼吁政府层面加强对控烟的干预，从事控烟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也一直在探寻属于中国的戒烟方案。

　　杨廷忠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普通临床诊疗中，医生通过“5A”(询问(ask)、劝告(advice)、评估(assess)、帮助(assist)和安排随访(arrangefollow-up))的戒烟劝导和帮助可产生一定的戒烟效果。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尼古丁为代表的药物疗法和戒烟热线在英美等国家开始流行。

　　然而，多年来中国虽开设了很多戒烟门诊，很少有吸烟者去光临。直到2012年，北京市的戒烟门诊依然属于“赔本赚吆喝”的尴尬境地。

　　“我国人群不善于持理性工具处理问题的思维和方式，吸烟者不认同专门机构的戒烟服务。”杨廷忠表示，中国要借鉴西方国家医务人员戒烟劝导的方法，但不能走依靠专业机构戒烟的老路。

　　按照这个思路，浙江大学医学部控烟研究中心团队推出了“临床通科戒烟服务”，用“询问-劝导-技术帮助”的方式，让所有临床科室的医生介入戒烟帮助服务中。

　　杨廷忠认为，由于中国医生面对的病人多，工作量大，因此，这种做法将会取得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