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职业院校又一届学生进入实习季节，职校生实习的问题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

　　6月4日，本报刊发《职校生实习挑动了社会哪根敏感神经》一文，以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校方在实习教学中的认识分歧为例，报道了社会对职校生实习的关注和职业院校在实习教学中遇到的困惑。

　　有评论认为，社会对职校生实习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学生实习过程中的权益维护上：是不是在实习岗位上充当廉价劳动力，是不是真的在实习中学到职业技能。这两个问题也伴随着“学生工”丑闻，不断挑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

　　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变化，职业院校如何合理安排学生实习，职校生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实习生活，社会又能为职校生实习做些什么？

　　 实习在职业教育中的比例还应提高

　　在范唯眼里，实习就是职业教育“灵魂”般的东西。这位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与高专教育处处长一直认为，倘若实践教育不贯穿在职校生3年的学习生活中，那职业教育的整体设计就存在缺陷。

　　“一个厨师天天埋头看书就能做出美味佳肴吗？”看完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厨房的秘密”那一集后，范唯非常认同那位在职业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大厨的做法——厨师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源于实践特别是实习，实习的过程渗透着职业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态度的培养。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认同范唯的观点。在姜大源眼里，目前国内中等职业教育通行的“2+1”(两年理论学习加一年实习——记者注)和“1.5+1.5”(一年半理论学习加一年半实习)培养模式中，实习教育的比例依然偏低。

　　姜大源自上世纪80年代到德国做访问学者以来，长期关注德国的职业教育，他发现德国的职校生仅有30%的时间在校学习理论，70%的时间在企业里的“企业教育中心”实习，“实习课程设置还要求，必须到两个以上的实习地点参加实习工作。”

　　“企业是招生，不是招工。”姜大源说，这些企业教育中心与学生签订的是教育合同，而不是劳动用工合同，学生的实习教学和企业正常的生产运转是分离的。现实的效果是，在德国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完成学业以后就能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姜大源认为，职业院校的定位应该是培养技术工人，而不是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要培养一个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术工人，就要保证足够的实习时间和实习质量。

　　“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实习在我国职业教育中的比例还应该提高。”姜大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爱迪生是怎么出来的？一次又一次实践做出来的。”

　　 没有明确教学目标的实习是“伪实习”

　　学校安排的实习和所学专业“不对口”，是经常引起职校生质疑实习的导火索，不少学生认为这是自己“被实习”的表现，甚至质疑学校、老师从中牟利。

　　范唯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回归教学的本质来分析。她曾经做过一个调研，请职业院校的老师在上课前写下自己的教学目标，课后再请学生写下这堂课到底收获了什么，结果发现，老师想教的和学生体会到的往往差别很大。

　　“问题出在了我们的教学上，一堂课究竟能不能达到老师的教学目的？”范唯分析说，实习教学也如此，老师应该主动评估实习教学课程能不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如果不能，就该想着改变。

　　对于实习和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范唯认为不能“一刀切”地说对与错。一个“985”重点高校的例子让她记忆深刻——这所以工科见长的学校逐渐发展起贸易、会计、新闻等专业学科，但学校要求这些非工科的学生必须学习工科的基础课程，实习也必须进入工厂的生产一线。

　　校长对这些绝对的专业“不对口”实习的解释是，理解工厂、企业的工作流程和一线生产，对学贸易、会计、新闻的同学都是一种积淀，从工科学校走出来的文科生要具备“工科背景”，才能在社会上有竞争优势。

　　从这所大学文科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情况反馈来看，实习的效果让这位校长满意。

　　专业“不对口”的实习到底有没有意义？

　　范唯给出的答案是，需要看这样的实习有没有完备的教学计划，学校必须跟学生沟通每一个实习岗位的教学目标，让学生清楚需要在实习中收获什么能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实习岗位如果不与教学目标相吻合，就是“伪实习”，学生很可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面对越来越多的实习争议，职业院校的实习教学设计应该实行“全透明”运行，即学校、学生、实习单位三方透明，同时必须让学生参与实习教学课程的设计，而不是老师自己就决定了实习教学的一切。 “现代教学管理中最重要的‘学生自治’理念，应该在职校生实习的环节中发挥更大作用。”熊丙奇说。

　　 个性化的实习需求将给职校更多压力

　　从十几年前老师让学什么就学什么，让去哪里实习就去哪里实习，到现在学生开始关心某个岗位的实习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帮助。范唯认为，这是时代在进步的缩影，而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发展趋势是，职业院校会越来越多地遇到个性化的实习需求。

　　近几年，本科生到职业院校“回炉”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本科生进入职业院校的目的并不是学习理论知识，而更看重实习教学的环节，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如何满足这部分同学的个性化实习需求，已经成为不少职业院校正在面临的新问题。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另一种“自己定制实习”的例子也比较常见。

　　在一些家族企业中，长辈为晚辈设计的职业规划就是接手家族企业，家长和学生的目标非常明确，学生理论学习之后需要的就是回到家族企业实习，熟悉家族企业的一切。如何为这样“自己定制实习”的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实习教学计划，也是让职业院校老师操心的问题。

　　范唯还发现，一些在生产一线工作了几年的技术工人，也开始热衷于到职业院校“回炉”，他们普遍的情况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理论基础比较薄弱，需要的是系统学习知识，培养自己走上管理岗位的能力。“这样的学生再回到一线实习，对他个人的学习来说意义在哪里？非常值得思考。”

　　熊丙奇认为，这样的个性化实习教学方案，以学生为主，老师、企业辅助设计的方法最为可行，这是真正对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根据自己看到的众多案例，范唯深切感受到，老师的每一步教学如果都能关注学生的感受，学生也能和老师充分互动，那么教学的效果会非常好。可现实是，教育者往往不是特别关注学生的感受，许多学生也不愿意主动跟老师交流自己的感受，这就会形成一层天然的隔膜。

　　“所以会有很多学生感到迷茫。”范唯认为，没有必要每天在嘴上喊着教学改革的口号，企盼一场翻天覆地的教学改革，现实更需要教育工作者天天都在想着“变”，在点滴中渐变，使教学更贴近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学生实习需要更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除去教学的问题以外，学生在校外的实习基地难以寻找，这是职业院校存在的普遍问题。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秀丽记得，2008年，学院希望寻找一家大型连锁经营的企业成为实习基地，在贵州省内寻找四处碰壁之后，她通过2006级学生与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取得联系。

　　带着32个学生坐上从贵阳到杭州的火车时，李秀丽接受的条件是企业不提供路费、食宿费、学生保险费，只接收学生实习。因为学院资金困难，李秀丽用两万元积蓄垫付了学生的生活费，学院4位领导凑了每人2000元的年终奖，院长吴荣从家里拿了两瓶茅台酒给李秀丽带上，到杭州请企业负责人吃饭。

　　“企业接受学生实习真难，经常求爷爷告奶奶，还没好脸子看。”李秀丽说，作为分管学生实习的副院长，这是她工作的常态。

　　在姜大源看来，现在国内职业教育的大环境和德国的差距非常大。“德国的职业教育法针对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社会责任作了明确的要求，有一定资质的企业才能成为职校的实习基地。”姜大源说，企业认为这是在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为这样的企业提供大量优惠政策，有“企业教育中心”的企业在德国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

　　姜大源分析说，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跨界的教育”，主体应该是“学校+企业”，而目前国内的法律法规中，只对学校进行约束，并没有对企业产生约束或激励。

　　他举例说，比如一个企业使用职校“学生工”当廉价劳动力，一经查实，责任人该受到什么样严重的刑罚，企业受到什么严重的处罚；什么样的企业有资格进行职校生实习教育，建设企业教育中心需要什么门槛；企业在成为职校实习基地后，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荣誉，税收享受什么样的优惠政策，政府会主动为企业做什么，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严格明确的法律规定。

　　“企业愿意花3个亿去做广告，也不愿意花1个亿做职业教育。”姜大源无奈地说，这是国内当前的普遍情况，之所以国内大企业不热衷于做职业教育，还是社会对职业教育认识不够，“人们依然认为科学家、工程师就比技术工人高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