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守营

　　每次给老朱打电话，电话那头都是底气十足的寥寥几句。7月6日下午2点，老朱出现在了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第一派出所，一头白发一根根直竖着，紫赯脸庞，憨厚而朴实。见到记者，老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听说你要来，我刮了刮胡子。”

　　老朱叫朱守营，今年65岁，是派出所联防队的一名队员。从事“反扒”40年来，他抓了将近1700个贼，被称为“农民神捕”。抓贼或许不是什么太了不起的事，但是老朱为了“天下无贼”的愿望，一干就是40年，不计报酬，看淡荣誉、名利，着实令人敬佩。

　　当记者提出去他家看看时，老朱同意了，骑着电动车带着记者穿梭在小镇的街巷间。

　　小偷都躲他远远的

　　明水镇地处山东济南近郊，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乡。街边绿树荫中随处可见澄澈的泉水，百脉泉、墨泉……这里有“小泉城”的美誉。

　　朱守营就出生在这个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识字不多，但自幼干活有把子力气，腿脚也好，遇到不平的事总会挺身而出。老朱说，他父亲当了一辈子村支书，从前经常嘱咐他，做人要堂堂正正。20岁时，乡亲们推举他当了治保主任。

　　1972年的一天，老朱正在明水集市上闲逛，突然，一阵悲痛欲绝的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位老人卖粮得来的100元钱被偷了，这可是给儿子治病的救命钱啊。这一幕刺痛了老朱，“现在想起来，还恨得牙根痒痒。”

　　那时，明水镇的治安比较混乱，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事时有发生。派出所集中了各村各街维护治安的队员，组成联防队，平时也不回家，吃住都在所里，老朱也是其中之一。

　　就这样，老朱在联防队一直干到退休，又被返聘回来，转眼已经干了40年。经年累月的历练，与小偷明里暗里的无数次较量，使老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小偷的眼神都贼得很，我一看就知道。”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小偷一个飘忽的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足以让老朱嗅到一丝讯息。一次，老朱和同事正在章丘蔬菜公司门口调查一桩案子，两个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恰好从他们身边走过，老朱看着他们的眼神不对劲，急忙对身边的同事说了一句：小偷。说着，两人一前一后，扑了上去。40年来，老朱没有一次失手，他在派出所的错抓记录是零。“80年代，我在街上溜达一圈，就能抓回来几个贼，那时候，抓到贼还要游街，现在讲究得有证据。”对老朱来说，“反扒”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他的作息时间完全配合着小偷的作案规律。老朱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一早起床先伺候患有脑血栓的妻子，八九点出门，中午在单位吃完饭再去街上转悠，下午2点回家给妻子做饭，4点再次出门，直到晚上8点才回家。

　　在街上巡逻时，老朱经常会坐在百货大楼对面的修鞋摊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偶尔，他也会感慨“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前些年，我一年能逮四五十个贼，但今年到现在，我只逮了一个。”旁边修鞋的一听，笑了：“有你老朱在这里坐镇，贼也不敢来呀！”是啊，40年里，老朱抓了将近1700个小偷，一句“老朱来了”足以让小偷躲得远远的。

　　这个老头不怕死

　　论起抓贼来，老朱不但有火眼金睛，还有拼命三郎的精神。在与小偷正面交锋中，有时，他还面临着生死的考验。

　　2003年3月23日，老朱在街上溜达，看到有两个人总围着停在路边的摩托车打转，“这是两名盗车贼”，老朱赶紧打电话通知派出所。就在干警实施抓捕时，躲在附近一辆白色面包车里的另一名盗车贼发动了汽车，打算逃跑。警察们距离面包车还有二三百米，眼见要漏网了。老朱扑了上去，两手死死抓住敞开的车门。车不仅没停，反而越开越快，挂在车外的老朱脚拖在地上，那时老朱已经56岁了。干警急了，边追边喊：“站住！要不我们就开枪了！”贼也慌了，车撞到墙上停了下来，老朱一下子被摔出去四五米。”事后，这个贼说：“我看是个老头，以为一开车，他就害怕下去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头不怕死。”

　　后来，派出所领导考虑到老朱岁数大了，怕他再有危险，就给他配了两个年轻人，既可以保护他的安全，也可以跟着他学学怎么捉贼。

　　2004年的一天，老朱带着两个徒弟在街上巡逻，走到章丘市政府附近的商铺时停住了，他发现了3个偷窃摩托车的贼。“这仨小子是偷车的，咱正好一对一，把他们给逮了。”说着，师徒三人和那三个贼纠缠在了一起。别看老朱快60岁的人，抓一个小贼还是绰绰有余的。可没成想，旁边还有一个望风的，看着同伙被一个老头抓住，他提着棍子冲出来，照着老朱的头就抡了上去。老朱一闪身，棍子打到背上，他顾不得疼，回头把棍子夺了过来，一转身又把那个贼给放倒了。

　　记者问老朱怕不怕，他说：“有啥可怕的？他们是作贼心虚，我做的是正事，邪不压正！”老朱告诉记者，前不久，他遇见一个小伙子，从前也是跟老朱过过招的贼，那人恭恭敬敬地给他递上了一支烟，老朱知道，这个小伙子改邪归正了。

　　每月工资1300元

　　老朱的家在明水镇的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个“浴池”的牌子。在邻居家明亮瓷砖外墙的映衬下，老朱家暗淡的砖墙更显得简陋。朱家的二层小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他和妻子住在楼下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外面阳光灿烂，屋里却黑漆漆的，打开门，一股霉味和潮热袭来。开灯，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一切都是昏暗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老式橱柜上随便放了些碗筷。

　　这个家唯一的亮色就是墙上挂的照片，都是老朱受表彰时与领导们的合影。照片中的老朱，穿戴整齐，手捧鲜花，和眼前的老朱判若两人。

　　老朱的声音，不时被刺耳的金属切割声盖住，二楼被改成了一间间独立的浴室，要赶着在冬季来临之前完工。老朱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几年前三儿子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几个孩子都没什么正式的工作。开浴室，就是大儿子的营生。“您在镇上是个名人了，又做了这么多贡献，为什么不跟领导说说，解决下家里的困难？”老朱摇摇头，“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老朱一个月的工资是1300元，除了他和老伴的生活支出，还要接济儿女。老朱对经济上的窘迫看得很淡，“前几年，我只能拿到300块钱。现在多了1000块。药也便宜了，老伴的药以前是8块一瓶，现在是两块。”

　　尽管家里人都不太支持老朱去抓贼，担心他的安危，但也拿他没办法。“我这个人倔，他们管不了我。”同时，老朱对家人也怀着一份愧疚，“光顾着抓贼了，很少能照顾到家里，而且越到节假日越没法休息。”

　　晚上8点，天色暗了下来，行人也渐渐少了。老朱坐在路口的鞋摊前，静默得如同一尊雕像。荣耀，只是一时的光辉，而更多的时候，老朱就是那个走在街上、坐在路口默默工作、默默生活的人。然而40年来始终不渝的坚守，让他有了别样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