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线互联网方面零售生意的林嘉(化名)是参加征婚的女富豪之一,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她和前夫矛盾越来越多,三年前两人离异,“价值观相差太大。”
林嘉希望自己的另一半“高高在上”,有责任感,“强强联手”是最好的结合。她说:“中国最受欢迎的实战型管理培训专家余世维,就是我所欣赏的类型。”
但这个要求让蒋琳感到棘手,“如果单纯找个吃软饭的,倒是容易了,但她们还要求对方责任心强、个人素质高,这个难度就大了。”蒋琳说。
这也是女富豪征婚和男富豪征婚的不同之处。有人担心,在择偶的梯度效应之下,即男向下找,女向上找,即便是女富豪,也难免成为剩女。
广汉橡胶厂老板千金小陈今年28岁,在征婚的女富豪中属于年龄小的。她留学归国后,父亲希望她以后能接管家族生意。因此,小陈提出男方要有责任心、正直、善良,“最重要的是宽容。”
这种“富豪追求精英”的组合方式,在以往男富豪征婚中少见。蒋琳说,如果是男富豪征婚,很少会有女富豪应征的。这次女富豪征婚,这么多男富豪前来应征,表面上看是“门当户对”,但正是生活环境、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的相似性,才能促使他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双方才能谈得来。
林庆翔在应征时,也考虑到这一点。这些女富豪在事业上的成功,正是证明了她们的优秀,而他也不在乎找个太强的另一半。“最关键的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要看对眼,她的内心最重要。这不是什么有钱人的游戏。”
在这一点上,“富二代”林庆翔和其他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登高一呼”后的神秘低调
此次活动主办方凤求凰婚介猎头公司是1995年成立的,一直致力发展高端婚介市场。
“2000年之前,中国富豪人数少,70%的征婚富豪都是暴发户。”蒋琳说,市场经济下,人们起初对金钱的观念处在原始阶段,不少人都为能“傍大款”而自豪。
而现在,富豪征婚的“面试官”,还多了“才智顾问”、“情感顾问”,心理和性格分析师,这说明富豪征婚时,更看重对方的个人素质和内涵,这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只是他们多花了钱,得到了更多优质服务而已。”蒋琳说。
“如果不把自己张扬出来,如果不登高一呼,如何应征者如云呢?”林嘉说,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至少跟优秀的应征者有个相识的机会。
然而,随着社会仇富心态日盛,“一旦以‘富豪’为标签,她们的一举一动也必然会引起社会争议,想躲都躲不了。”蒋琳说。
说起富豪征婚,网友“伍波”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的富豪征婚,无异于古代的皇帝选妃,富人振臂一呼,美人应者如云,这个社会最现实。
因此,在向社会高调发出征婚信息后,富豪们尽力低调,出钱却不愿露面。
曾经有媒体想让蒋琳联系一位女富豪当面采访,但女富豪坚持不见面,蒋琳说:“她们有钱,但她们怕露富。”
2003年,那位自称身家过亿的35岁离异富豪在全国16家媒体刊登的一则征婚广告,耗资近百万元,却同样要求回复方式仅限于邮寄和电子邮件两种,谢绝电话联系及登门造访。
对此,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分析,富豪们在主动与被动标签自己的同时,又极力为自己去标签化,“他们不愿被人看成是不同于普通人的白富美、高富帅。”
“既希望找到真爱,获得美满的婚姻;又带有富人固有的怕露富的防范心态去寻找另一半。”胡光伟说,这反映了富豪征婚的矛盾、割裂心态。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关注富豪征婚?
对比中外婚恋,国外富豪高调征婚往往会引起社会受众的嗤之以鼻。
2000年,美国FOX电视台做了一期《谁要嫁给百万富翁》的节目,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在数千万观众的目光中,从50名应征女士中选了一位女护士为妻。
然而,此事招来许多女权团体的激烈反对,她们认为电视媒体以金钱的名义为富豪征婚是对婚姻神圣性的一种公开歪曲。不少人认为《谁要嫁给百万富翁》宣扬的只会是“她赢得他的钱,他赢得自己的战利品,而这一交易与爱无关”。
2011年4月,韩国一名年收入超过一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的公务员看了中国电影《非诚勿扰》后受到启发,公开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征婚。
“你是在炫耀吗?”掺杂着嘲讽意味的电话和短信,令这位富有的公务员身心俱疲。
千万、亿万富豪在公共媒体上自报身家征婚,在外国看来百思不得其解,却在中国屡次上演。
截至7月4日,“蜀女富豪诚征男主人”活动应征者人数已达3000余人,且每天在网络报名平台淘男网上的报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而参加征婚的女富豪仅由6月底的36名增加到37名,男女比例大约为81:1。
胡光伟说,就目前的社会分析,富豪阶层仍处于既有精英阶层,因为富豪们利用了处于社会顶端的那个“核心价值”,再通过征婚这种与各个阶层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媒介”,给大众制造了一个“标准答案”。
那么,富豪征婚何时才不至于引起巨大关注,而只是被看作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呢?
胡光伟认为,当一个打破既有精英体系、树立多元标准的现实世界,一个独立、自由、生机勃发的精神世界在社会中建立起来时,人的活动和情感不再倾向于通往一个金字塔尖,富豪征婚才不会像现在一样受社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