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辟地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源于生活、表现生活的创作理念，也一直推动着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发展。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文学如何应对又如何表达，成为影响当下文学生态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我们采访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请他们结合当下的现实和自己的创作，谈一谈对“创作与生活”命题的新的思考。

　　文学创作犹如一次源自生活的发酵。不同时代、不同历史、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生活，经由不同作家情感和才华的催化，“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呈现才成为可能。这是文学的创造性所在，也为大量的文艺实践所证实。源于生活，所以表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写生活”是天经地义的文学职责。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媒体时代，人们感知生活的触角已经无限发达，网络、电视、报刊、广播里关于生活的发现和表达似乎无所不是，也无往而不至。这几乎构成了艺术创作的迷障。文学的价值和使命由此被“推”了出来：面对今天的生活，文学有何独到的认知和发现，又如何去创造性地表达，今天再“写生活”如何写出新意、写出深度、写出特色来？

　　生活的源泉

　　掘得下去，流得长远

　　10部，450万言，20年心血，张炜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无论在体量、内容还是思想上都是一部皇皇之作。“现代交通工具使‘走万里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是人对真实的地理空间的感受却丧失了。”《你在高原》正意在以“行走”的姿势接续上广阔具象的天地，串起城镇、村庄、自然、人文的实勘记录与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传奇故事。因为受惠于这段远征跋涉，张炜更愿意将这10部书称为“地质工作者手记”。

　　一边是“京漂系列”近身的生活、轻快的节奏和晓畅的叙述，一边是“花街系列”对运河岸边的故乡沉静、湿濡的回忆，青年作家徐则臣近年来颇受好评的这两个向度上的写作，正来源于两个层面的生活的滋养。而他自觉警惕和反省的也有两处，一是，是否足够“及物”，从而让最真实的经验和感受忠直地付诸笔端；二是，是否足够“独特”，在越来越同质化的生活中不失自己书写的价值。

　　对打工作家郑小琼来说，生活是东莞隆隆机器声中逝去的青春，是流水线上编号245的自己麻木的面孔，是断指的疼痛和枯寂的夜晚一任笔尖流淌的安慰。“打工”，这个“沧桑的词”，成为她的创作盘桓不去的主题。她写电子厂，写塑料厂，写铁，写流水线，写疼痛，也写故乡。新作《女工记》为100个女工写诗，为的是把一个“们”字还原成一个个真实、生动的生命，只因自己是她们中的一员。

　　刚刚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的作家李迪，将他对汪曾祺的作品百看不厌的原因归结为“满纸生活”，他希望自己写出的作品也能“浸透出生活，像包点心的纸透出油”。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创作的来源不仅是亲历的，“如沙沉积”，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采集的，“似蜂酿蜜”。两年来他七下丹东看守所，“与警察同作息，与犯人共苦乐”，完成了30万字的报告文学《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自己回味起来苦也是甜：“这一口生活的井好深！”

　　德国文化学者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将最适合讲故事的人的原型描述为两类，一是在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一是泛海通商的水手，前者因为谙熟本乡本土的掌故和传统，后者则能采集到足够丰富的风物传奇。直到今天，我们对作家的期待似乎也未脱这两个原型：一是写得深入，一是写得丰富。这就意味着对作为源泉的生活要掘得足够深，流得足够远，意味着作家们要沉得下来，走得出去。中国作家协会自2009年实施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制度，是作家“走出去”的一种探索。在作协主席铁凝看来，“和现代文学前辈的丰富经历相比，当代作家的履历越来越短、越来越单薄，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幸运，生活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有长而稳定的写作时间，不像前辈那样动荡颠簸；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需要走出去，走向田野大地，去经历风雨、认识世界。”

　　尤其是在写作职业化的今天，当依靠书斋写作、依靠历史写作、依靠想象力写作的提法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对“生活”的内涵、对“源泉”的意义的认识，需要对其有更丰富、更多层次的理解，但同时却不能把“生活”的根基抹煞掉，相反，创作只有接受来自生活现实、社会民生、时代精神等更多层面的考验和历练，才能找到不断打开自己、激活自己的力量。

　　文学的作为

　　可能的生活是否还有可能

　　文学源自生活，但文学却不是照搬而来的二手生活。记录、表现也好，打捞、追忆也罢，再或者是想象、理解，不同的作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实现文学对于生活的作为：艺术地创造第二种生活，一种可能性的生活。这种可能性的生活反过来又照亮了我们已然经历的生活。这是我们离不开文学的原因，也是文学的正义、精神和自律所在。然而今天，在全媒体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下，文学所能创造的这种“可能性”究竟还有几分陌生感，还有几分差异性？换句话说，当虚构的生活和非虚构的生活已经变得界限模糊的时候，当生活已经模仿了小说的时候，小说还能虚构什么？

　　徐则臣把这种想法的潜台词拎了出来——虚构一定要比现实更奇诡，小说一定要比生活更匪夷所思。在他看来，这是对虚构和小说一厢情愿的想象。虚构和小说并非一定要在外在的形态上大于和超越现实与生活，它创造出来的世界可能光怪陆离，在“大”的意义上让我们叹为观止，同样也可能在“小”的意义上让我们惊叹与反省，那是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的角落。在这个意义上，虚构并不是绝对的。世界渐趋平面和透明，小说和虚构受到挑战和挤压的时候，或许也是小说和虚构揭开它们被误解和误用的面纱，重新正视自己的本体的时候。

　　正视本体，意味着回到创作的源头，回到作家与文本关系的形成之初。源发于实际生存的爱与痛，是张炜认为的文学最撼动人心的力量。好的作品依赖个人的投入，而投入则依赖个人与现实的“磨擦”，这是无论怎样现代的艺术手法都无可弥补的。缺失了前者，作品内在的神秘力量就会蒸发。“当然，一个人要想保持住自己情感的饱满，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职业作家到最后问题往往出在生命体验的欠缺，出在情感的稀薄甚至耗尽上。作家一开始的挣扎和奋斗史结束了，其他也会一起结束。”挽救的方法无他，只能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抛弃所有的虚拟和假象，让心和身同时沉下来。

　　在作家韩少功那里，文学的虚构，只是地心引力制约下的一种有限跳跃，而这种“地心引力”，正是作家作为大众一分子的切实的经验和感受。他指出，眼下的危机在于，都市化、精英化、职业化的写作，使很多作家沉溺于“主流化”的喧嚣，与这种经验和感受越来越远。从其他地域、阶层、行业中孕育文学新鲜血液的概率，即作家们从“业余”升级为“专业”的概率，似乎也越来越低。大众被卷入了市场化、全球化的生存竞争高压，业余时间也被流行文化洗劫一空。因此，一个士兵，一个水手，一个农民，在当下也无宁静的一角，缺少内力的积蓄，如果要成为海明威或契诃夫，其道路万分艰难。他们的断档和难产，瓦解了文学生产的正常机制，加剧了经验与感受的资源短缺，加剧了文学空心化的危机。“这个问题无法被创作自由、学历教育等其他问题所对冲”，他特别强调。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与读者的关系。文学由生活来创造可能性的生活，读者则通过可能性的生活反过来认识和创造自己的生活。维系在文学与读者之间的，正是对于广阔生活的共同感受和探索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讲话》所指出的文学的功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依然在检视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对生活观察度不够、感受力不足的文学，难以得到读者的信赖，没有信赖，便没有了深入阅读和沟通的可能，更何谈“惊醒”和“感奋”？

　　如何处理生活

　　警惕经验的消耗与误用

　　对文学来说，生活资源也是一把双刃剑。《作家》主编宗仁发数十年来一直在文学刊物编辑的前沿，对文坛上一些小说家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江郎才尽的现象深有感触，“很致命的原因就在于对资源的不当处置，或者说是一种高耗性写作，依赖于寻找生活中的故事与小说因素的吻合性，长此以往，由于资源匮乏而产生的对写作前景的茫然便在所难免。”任何一种资源都有利用和配置的问题，采用贴近现实的最为鲜活的生活材料构筑小说，既是对作家消化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作家艺术转化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作家艺术持久力的考验。

　　“很多欧洲的同行无比羡慕中国作家，社会波澜壮阔，现实如此丰富，都不需要编故事，随便把生活裁一截就能成就一个好小说，他们就没想到，恰恰是如此‘醉氧’的状态让中国作家逐渐丧失了心肺功能。”徐则臣概括的这种“心肺功能”，是作家对于社会生活应有的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和思考力，亦即面对生活现场，作家如何发现素材，处理素材，并进行艺术的表达。而“醉氧”让作家的这些“功能”出现了懈怠和退化。翻开当下的文学期刊，不少作品都是原封不动地将生活的鸡毛蒜皮搬上纸面，作家们没有耐心去孜孜以求艺术上的精进，甚至心安理得于这鸡毛蒜皮也是艺术表达之一种。所以，在徐则臣看来，伴随着“写生活”而来的更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实用主义的、投机的诱惑，以创作的专业态度去衡量、取舍、合理运用生活中的素材。

　　这同样也是韩少功强调作家应重视“文化资源”的原因。在时代、历史、社会的种种机缘之下，作家拥有了大量的经验资源，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坐拥生活，信手写开，“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资源配置，就像好风景碰上了烂胶片，碰上了白内障，也会变成烂风景或者假风景。”将文化资源的配置提升上来，也就是将作家的文化修养、思考能力、精神情怀提升上来，这样即便面对同样的经验生活，才会有切中要害的发现和表达。与此同时，文化资源也在促使我们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经验资源，击破对经验资源的幻象和迷信，避免“对自我经验的误读和误用”。

　　越是沉重、越是尖锐、越是独特的经验，越需要保持时刻的警惕和反省，需要在一次次的书写中不断敲打和拷问。“我知道打工生活的真实不仅仅在于我这样在底处的农民工，同样还有一些在高处的管理层，但是我无法逃脱我置身的现实，这种具体语境决定了我的文字是单一向度的疼痛”。郑小琼这种对于写作身份、对于经验立足点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经验的有限性与有效性的清醒，在“打工文学”、“底层写作”越来越被类型化、标签化对待的今天，这种清醒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益的“免疫”。

　　经历着深刻巨变的当代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中国经验的表达，而其中文学的身影让人由衷期待。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一方面，要想激活自己的表达力，就不能脱离对时代现场的关注和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在生活的洪流里扎得深入，才能立得坚实；另一方面，表达的有效性和创造性也成为不得不应对的挑战，社会生活空前的繁复芜杂，既构成今天再创作的困难，也是对作家的艺术耐心和艺术创造力的一次锻造。也许，文学再一次的熠熠发光正始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