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生制度是如何炼成的

　　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生物系认为，身体好放在前面，所以“身体第一”；化学系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所以“学习第一”

　　1953年，13岁的马珮进入女12中(即现在的北京166中学)，成为一名初一学生。

　　父亲马叙伦工作忙，身体也不太好，马珮跟他很少交流，也不会知道，这位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正在影响着中国的教育走向。

　　那是1950年6月，一份反映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营养不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摆在了马叙伦案头，深感忧虑的他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学习负担过重，从来不是困扰马珮的问题。她承认自己当年不是好学生，太淘气，爱玩，功课只是过得去。她这一生中，从来与三好生等荣誉无缘。

　　对她的兴趣志向，父亲从不干涉，但父亲对她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至今记得，父亲的《论诗九首》里有一句：“入耳不出则为奴。”“他原来针对书法写的，但我觉得这是他整体的思想。他就是这样。我觉得人不能给你灌了什么想法就是什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马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马叙伦的建议，毛泽东随即指示：“健康第一。”他还提出，学习时间宜大减。不久，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信中说，学生的健康问题深值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毛泽东做了讲话：“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他还说：“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是长身体的时期……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

　　由此，“三好”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