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落地困难多

　　法规出台后，如何落地成为难题。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张丹表示，目前控烟条例普遍存在执法难、取证难情况。她举例，据1998年深圳特区控烟条例规定，执法主体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而市卫生监督所表示，自己并不具备该项行政职能；查吸烟和查随地吐痰一样，怎样取证，原有控烟条例也未做明确规定。

　　“目前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法规空白，地方性法规可操作性不强。”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晨光教授表示，地方控烟立法存在很多问题，如法律效力等级过低，抽象规定与口号宣传较多等。出现违规吸烟时“谁来管”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认为，管理体制问题是控烟的最主要障碍：“现在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实行的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使政府监管难以到位。”

　　杨功焕则表示，烟草行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纳税大户，导致政府很难对其“下手”。资料显示，我国烟草行业税收总额多年位居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首。2011年，烟草全行业共实现工商税利7529.56亿元。同时，烟草收入也是不少地方政府的税收依托。在一些主产地区，烟草业甚至是唯一的支柱产业。

　　多方出力齐控烟

　　虽然国内控烟工作仍存在很多问题，但杨功焕表示，必须继续前行。他建议织就一张由不同层次控烟力量组成的控烟网，上有执法、中有监督、下有公民劝阻，加之监测评估和媒体曝光，才能真正实现控烟目标。

　　“根本上推进我国控烟工作，首先要把烟草生产者、销售者和控烟组织分开。”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相互矛盾的主体隶属同一部门，根本不可能严格执行控烟，要注意切断政府和烟草企业利益链条。

　　“禁烟规定不能成为‘纸老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黄金荣表示，必须明确禁烟工作执法主体，只有在职责划清，“预惩制”与“问责制”跟进后，禁烟才可能从法规上落到实处。

　　调动全民参与同样重要，新加坡保健促进局首席执行官洪合成表示，“若想达到控烟效果，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提高公民控烟意识，让吸烟变得非规范化，并把无烟环境的商业价值推荐给企业。”目前新加坡已成为全球吸烟率最低国家之一，中国或能从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