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作兵没想到，自己做了一辈子医生，突然就成了网络红人。

陈作兵是浙医一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和患晚期癌症的父亲一起，做了一个艰难而又合乎理性的选择：放弃治疗，平静而又不折腾地告别这个精彩的世界。

艰难的选择

陈作兵回忆说，半年前，父亲的腹部突然明显鼓胀起来，一检查：“腹膜恶性间皮瘤，全身转移”，无法手术。

“我总以为父亲身体硬朗，关心太少。”陈作兵内疚地说，同事亲友都很关心，提出了一系列治疗方案。“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一时束手无策。”

“我将病情告诉父亲，父亲问，化疗放疗可以延长多少时间。我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父亲又问，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我说，全部可以公费报销，副作用是脱发，无力，胃口不好。”

父亲虽然是工人，但喜欢国学，对生命有自己的哲学见解。陈作兵回忆说，父亲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告诉我：“早晚都要走，不差这几十天。明天出院，回家过好剩下的日子，就不浪费公家的钱了。”

陈作兵很清楚，如果情况危急，完全可以把父亲送到重症监护室，多延长半个月到一个月的生命。不能自主呼吸了，可以上呼吸机；心跳停了，胸外按压，再打强心针；不能吃喝拉撒了，可以静脉输营养液，接上各种导管……“但这些，说到底都是过度治疗，是医疗资源的浪费。而父亲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不愿意浪费公家的钱。他看得很开，不想临走前还这么折腾，只想安安静静地告别这个世界。”

陈作兵更知道，就算是在浙一这个全省最大的重症监护中心，急救床位也只有有限的几十张，如果父亲在监护室里住上十天半月，除了每天四五千元的住院抢救费，更会有真正需要的急救病人住不进来。

就这样，一家人做出了一个痛苦但又最理性的决定：放弃无谓的治疗。

最后的日子

做完决定，父亲当天到陈作兵办公室转了转，下午又去看了西湖，当天晚上就回到了诸暨老家。

“到了家里，父亲开始拜会老朋友，给无法见到的老朋友打电话，又给原先一些有过误解、关系不太好的同事打电话，甚至上门希望谅解和好。”

陈作兵每周末带上妻女回诸暨陪着老人家。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来电话：“你爸爸现在气喘得急，看来不行了，刚送到医院，医生问是否需要紧急抢救。”

陈作兵当即赶到诸暨。“父亲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还能说话。他说，不要花国家的冤枉钱了，这是他生命中最后停留的地方。又说自己骨灰要埋在奶奶身边，下辈子还想做奶奶的儿子，要我好好孝敬母亲。”

陈作兵想起了自己在英国进修时的导师，一位德高望重的急诊医生。他身患胰腺癌后，拒绝了所有治疗，第二天出院回家，自此再没踏进医院一步，没有接受任何的化疗和放疗，将所有时间放在了家庭生活上。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平静地去世。

“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我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

最后的日子还是来了，4月5日，父亲完全没有了意识，医生问要不要抢救。

“服点安定镇静药，让父亲安静地走吧。”陈作兵流着眼泪说。

这也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也许能对目前沸沸扬扬的过度医疗问题做一点点解答。

面对记者，陈作兵低着头说：“我想，父亲如果还有意识，还能自己做决定，也一定会同意我的决定。”

父亲的心愿

过了一段日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交待的事是不是应该办了。“我心里一惊，啊，一忙把这事给忘了。”

父亲去世前，曾交待了很多事情。“末了，他突然指着走廊里匆匆走过的护士说，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小姑娘，每天给自己打针、擦背，不容易，一定要好好感谢她们。”

“我想母亲提到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赶紧说，这个周末，我就回诸暨请这些同仁们吃个饭，表达全家的感谢之情。”

母亲又特别嘱咐，一定要叫上这些医生护士，尤其那个值班护士。父亲咽气的时候，她眼睛红红的，主动给父亲穿衣服，小姑娘，不简单啊。

“我本来想说，这是尸体护理，护士必须做的本职工作，但我又咽回去了。我说，是的，小姑娘，真不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