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衢州特快4月5日讯：3月31日，作家王跃文登上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演讲“官道与人道”。在为读者签名时，王跃文用的是随身携带的钢笔。那是钢笔中的奢侈品牌，一个真皮万宝龙皮套，里面装着两支名贵钢笔，一支朋友送的价值四五千元的“派克”，一支在台湾购买的“万宝龙”价值六七千元，再加上几千元的皮套，一套钢笔组合，总价值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王跃文的书一直很畅销，但作家绝不属于富豪阶层。对王跃文而言，名笔并不是一件“炫耀”的道具，而是一个作家的精神寄托。按他的说法，一个以拿笔写字谋生活的人，当手中握着一支好笔时，那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无与伦比：“是对自己写作的一种鼓舞”。事实上，作家的荣誉感，也是他从政府机关离职的主要原因。

　　写作十余年来，王跃文因为《国画》、《梅次故事》、《苍黄》等小说成为中国官场小说的代表人物。但他坦言：“我不仅仅写官场小说，对于官场小说这样的定义并不以为然。”

　　《国画》出版后命运多舛，曾在没有公开禁令的情况下，“被禁”近十年。人们在堂皇的话语空间里对此讳莫如深。但作为民间话题，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本书的传说。正版《国画》无处可寻，盗印版本却广为流传。曾有出版业界人士估计，盗版总量应在两百万册以上。而在此期间，王跃文一直在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为这本著作沉默辩解：为盗版书签名，搜集各地不同版本的盗版《国画》。

　　一支笔写尽官场的尔虞我诈和仕途的波谲云诡，但王跃文的初衷，却是“觉得社会不应该是这样子”。他想通过写作的方式，表达一介书生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他甚至直言：“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关注官场小说，也许就天下太平了。”

　　官场小说与“官场小说作家”：

　　“官场小说”让一些作家的创作更狭窄

　　东莞日报：当下，无论是实体书店中，还是网络书店，都会专门开辟一个特殊的“官场小说”序列，您在最初写《国画》时，当时社会上有没有专门为此类小说贴上这样一个标签？

　　王跃文：我并不赞成这种分类方式，什么叫官场小说？无非写了一些官场上的事罢了。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分类的一种方式，按照题材来分类，什么工业题材小说，军事题材小说。这种划分不很科学。文学就是文学，如果按照这样分类的话，那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岂不是要变成“渔业小说”？换个角度来说，“官场小说”的这种分类，又会引导一些作家的创作，使他们的创作方向更为狭窄，只会按照这种分类来写作。

　　东莞日报：可你也一直被冠以“官场小说第一人”的名号。

　　王跃文：对“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我个人也并不是太认同，我有许多非官场的小说，我自以为也非常棒。我最近在湖南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漫水》，是一个中篇小说，五万多字。这个小说是写我非常熟悉的乡村的，从叙事方式、情感节奏上，都和所谓的“官场小说”有很大区别。

　　东莞日报：由于你曾经身在政府机构中，写出来后，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在有所影射？会不会有人对号入座？

　　王跃文：我自己清楚，我的写作并没有影响具体的人与事。我只是想把一些现象提炼出来。真正的创作，都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但写出来后，有不少人都说写得像，就对号入座，说某某人写得像极了某某人。其实不是的，我对照搬生活的写作很不以为然。大家说我写得像，我只不过是对那种生活太了解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正版与盗版：

　　曾买盗版书申报茅盾文学奖

　　东莞日报：《国画》出版后，因为对官场生态入木三分的描写，成为了畅销书，但因为题材敏感，在出版之后，就迅速淡出读者的视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跃文：其实中国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禁书”，至少没有什么正式部门发文明令禁止出版《国画》，但确实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它无法与公众见面。不过，它的生命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它成了盗版书商青睐的对象。

　　东莞日报：那么你又是如何看待你的书以盗版式的形式流通？

　　王跃文：作为一个作家，肯定会觉得盗版侵犯了我的权益。但在正版缺席的情况之下，我也很无奈。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书店里看到一本书，是盗版的《国画》，于是就在上面签名写道，“此乃盗版——王跃文”，然后告诉书店老板说，以后不要卖我的盗版书，否则将到有关部门去告他，但他们仍我行我素。过了不久，我一个过去的老同事打给我电话说，他在书店里买到你的一本签名书，正是那本“此乃盗版”书。

　　大概在2005年，我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在一家酒店里，他们抱来了一摞书让我签名。结果我一看，全是盗版，但是我想了想，还是要签，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没有正版，那只能签“盗版”。我当时有了一个念头，以后只要是盗版，我都会签，一直签到正版书出现为止。2010年，我的正版书“重出江湖”，我才不给盗版签名。

　　东莞日报：据说你自己也搜集了许多你的盗版书？

　　王跃文：中国各个地域，都有不同的盗版体系，所以盗版书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我自己遇到，都会买下来留个纪念，还有不少朋友看到，也会买来寄给我。搜集很久之后，就留了一大批，大概有百把本。

　　有一年，我所在的单位，还想把《国画》拿去参评茅盾文学奖，可是当时的正版已经快绝迹了，我自己也仅余几本样本，舍不得拿去参评，于是干脆出去买了几本盗版书去参评。不过，后来也没能参评成功，因为有相关人士说怕我参评后影响不好，我是不愿给组织添麻烦，所以就听从建议，自己撤回了参评要求。

　　东莞日报：那么，你的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十年，2010年又重新再版，对此，你的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跃文：我自己还是感到很欣慰的，因为这些书经得住时间的挑选，说明它们既是畅销书，又是常销书。至于未来，我还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人对它持续感兴趣，如果是在未来四五十年间仍旧有人在读，那才能真正的“留下来”。

　　真实与虚构：

　　我如果继续从政，注定一败涂地

　　东莞日报：在你的小说主人公中，无论是朱怀镜也好，关隐达也好，还是李济运，他们在官场的环境中，似乎都渐渐失去了个人的人格，从而自觉的和官场文化融为一体。

　　王跃文：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对中国官员的文化修养的扼杀，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过去，所有的官员都是读书人，写诗作文，是他们行走官场的一个很好的名片。从这一点上讲，封建时代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文艺爱好者。现在呢，如果一个官员写作，他们会觉得他不务正业。现在的官员，是把自己的内心情感隐藏起来，是自我压抑的人。作为一个县官，郑板桥可以把民间疾苦写进诗里面，而现在的县官，只能写说“形势一片大好”，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

　　东莞日报：在你和其他官场小说作家的写作中，地名往往都是虚构的，但虚构的城市的政治环境又自成一体，为什么不直接写实际的地名？

　　王跃文：这充分说明了当下文学话语环境的实情，作家如果写了一个具体真实的行政区域的名字，那这样的作家就会惹来麻烦。但是，虚构的事物，有时候比真实更为真实。

　　东莞日报：十几年来，似乎官场小说越来越红火，而公务员报考也是越来越热，您觉得这种社会现状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跃文：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有篇报道，说江浙一带的市政机关招人很难，但后来报考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一些方面的改革的不到位所致。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人们本应该价值观更多元化，择业渠道更宽泛才对，但现在来讲却恰恰相反。这说明，政府仍是权力与利益的所在地，也是资源的控制方。另一个，也说明当下中国就业的门路也并不多。除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外，都是自由职业，你在体制内混得好，可以升官发财，做得不好，也能保一辈子衣食无忧。而自由职业的社会保障就不是很牢靠。

　　东莞日报：现在不但有不少官场中人把官场小说视为仕途晋阶的必修课，连不少刚涉人士的年轻人，也都把官场小说视为闯荡人生的法宝，对此你怎么看？

　　王跃文：很多人对官场小说存在一定的误读。读者看你的小说，那是因为对小说内容的认同。通过阅读，在你的小说中得到一种宣泄，而如果有人，想在其中得到升职或者是成长的经验，那是很难的。还不如直接投身官场，那才是一个大学校。

　　东莞日报：你把官场写得非常透彻，理应是对官场游戏非常谙熟，那么，有没有设想过，如果让你继续从政，将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王跃文：有句古话：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我在小说中写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自己批判和否定的，我怎么会做呢？我如果继续从政，注定一败涂地。在官场上混，注重工夫在诗外。而我是最不讲诗外工夫的。我不会按牌理出牌，不会循规蹈矩，必定处处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