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成为聚焦点。小微企业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农企业。在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和国内稳中求进总基调下，如何发挥农业实体经济实力、挖掘农村内需市场潜力，已经成为当前促稳定保供给的头等大事。

　　“没有充满活力的农村金融支撑，很难有充满活力的‘三农’实体经济发展。”代表委员纷纷热议农村金融对“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保障作用。“金融活则‘三农’活。”原广东省副省长李容根代表对记者说。

　　“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急需金融推手

　　去年我国粮食“八连增”，农民增收“八连快”，如何在高起点上实现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成为“三农”发展“卡脖子”的难题。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认为，依靠农户自身积累难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资金要求，必须大力实行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信贷支持。

　　国家银监会统计，去年我国涉农信贷投放总量持续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14.6万亿元，同比增长24.9%。但农村金融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四川广安伟业绿色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燕子代表说，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金融“空心化”。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委员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存在金融供给主体单一、政策性金融定位不明、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空白、政策扶持缺乏针对性和持续性等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2年要落实并完善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农工党中央提交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小微企业存在“四无”：无足值抵押物、无正规的财务制度、无规范的内部管理、无抵御风险能力，加之政策调整效应滞后，商业银行经营策略影响，造成企业融资难、成本高、渠道单一。

　　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

　　在本次“两会”上，商业银行支农和农信社改革已非焦点。在李容根代表看来，我国发展农村金融运用财政手段较多，运用金融手段少，供求矛盾突出，金融机构“脱农现象”比较严重。“当务之急要充分发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他说。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委员表示，农行要全力以赴服务“三农”，提升服务水平、业务风险和成本控制能力，提升县域支行市场竞争力，巩固在县域的领军银行地位。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商业银行应该留出一定的贷款额度用于“三农”企业、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并对相应的银行实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和营业税率。

　　据统计，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发挥支农服务主力军作用，占涉农贷款增量的30%。多位代表委员在议案提案中把充分发挥信用社作用放在重要位置。闫冰竹委员认为，要通过扩大农信社网点业务辐射范围，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推进农村金融保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推进农村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加大涉农贷款的财税优惠政策针对性，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导向性作用。

　　在金融系统形成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后，如何形成合力、避免同质化竞争便需要注意。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委员表示，“草根金融”要在战略布局上防止雷同化趋势，不要和大银行搞同质化竞争。

　　建立金融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长效机制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历经几轮改革，如今“回归实体经济”呼声越来越高。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金融业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提出，要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思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推动多层次金融服务，建立金融机构服务农村和小城镇的正向激励机制，提高金融机构支持小城镇建设积极性。

　　闫冰竹委员表示，建立金融服务“三农”的长效机制，应出台农村金融的普惠税收政策，拓宽税收优惠对象范围，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利率，适度扩大利率幅度，调动农村金融服务积极性；实行有差别的监管政策；适当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发起人资格限制，鼓励中小银行在欠发达地区开设分支机构；完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抵押、质押机制以及乡村企业、农户信用惩罚机制；简化小额贷款手续、提高小额贷款金额上限。

　　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委员针对以保险机制强化对“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支持提出提案。他建议，加大对农村银保互动机制的支持推广力度，按照探索建立农村信贷与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要求，构建政府引导，财政支持，政府、保险、银行合作新机制。积极推进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的发展，保险机构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小额贷款提供保证保险，使保险公司与银行、小贷公司共同分担贷款风险，形成“政府推动、多方参与、风险担保”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