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村医赚不到什么钱，周边几个村的医生几年前就另谋生路了。可如果我再不做，这几个村的村民看病可就真不方便了。”日前，福建一位做了40多年的老村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据了解，目前乡村医生在一些地方确实有日渐“消失”的趋势。根据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禄生在媒体上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目前5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占村医总数的23%，40～49岁的占24%，两者共占47%；而20～29岁的乡村医生只有7%。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乡村医生超过40岁，而且乡村医生队伍正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乡村医生的流失，又是什么使年轻人丧失了从事乡村医生的热情？

　　售药“零利润”

　　目前遍布于中国村庄的村医队伍是从建国初期的“赤脚医生”转化来的，尽管“村医”被称为医生，但实际上，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并没能进入600万国家卫生技术人员的序列。也因此，国家提供给卫生技术人员的一切待遇和政策都不能惠及村医这个群体。

　　于是，长期以来，销售药品利润就构成了村医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医改的深入，村医的收入模式正在变化。

　　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的村卫生室就开始陆续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根据四川省卫生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的通知》，截至去年12月15日，四川省各市(州)必须完成村卫生室基本药物的全覆盖。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结果就是，村医难以再通过售药利润维生。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补贴就成了医改后村医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村医的收入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以后，政府给予专项的补贴；二是村医通过执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的补助；三是村医开展基本医疗服务所得的报酬，这个报酬由新农合支付和患者个人支付组成。

　　但从目前来看，村医的收入却普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湖南永州市蓝山县的一位村医在媒体上称，以前他的年收入能达到4万～5万元，与其所在县2000元~3000元/月的人均收入相比，他的收入属于中上水平。

　　不过自去年当地“5元门诊”新政实施后，他的医疗收入便锐减80%以上。所谓“5元门诊”是指村卫生室实行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售制度。参合农民到新农合定点村卫生室门诊就诊，自付5元，其余全额补。患者单次门诊费上限不超30元，村医收5元，其余由新农合最高补25元。但尴尬亦随之而来，一方面村医要常常垫付部分药费，另一方面，政府财政给予的药品零差率补贴及“5元门诊”补贴迟迟没有见到。

　　任务繁重难尽责

　　实际上，补贴不到位的现象并非特例。“有活干，没草吃”的情况尤其体现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

　　去年12月，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张家畔镇的16名村医就曾联名上书陕西省政府，称他们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3年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助。后经调查发现，没有领到补助的不仅仅是这16名村医，全县25个乡镇的全部村医都没拿到过这笔钱。而按照靖边县户籍人口30.57万人，以及2009年～2011年不断增长的公共卫生经费补助标准计算，3年中拨付给靖边县的公共卫生经费总额超过了1800万元。

　　按照卫生部2010年10月下发的《关于做好农村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村医担负的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0～36个月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预防接种、传染病报告和处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共10项。

　　其中仅“居民健康档案管理”一项，村医就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一位村医反映，通常他上门为居民建立一份健康档案需要40分钟，一天下来最多能建10份。而目前，一名村医服务的人群大约在1000人左右，全部建成健康档案至少需要100天的全职工作，更何况，健康档案建立后的维护和使用，村医还要承担一半的工作量(根据《通知》，居民健康档案的使用和维护，由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各承担50%的职责)。

　　“据我所知，不同地区村医开展公共卫生服务所获得的补助额度也不尽相同。同样是为居民建一份健康档案，有的地区补助村医2元钱，有的地方仅补助5角钱，几乎是杯水车薪。再加上补助往往不能及时到位，这些都损害了村医开展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该村医说。

　　另一个问题是，繁重的公共卫生服务占据了村医大量的诊病时间。“我认为村医眼下应该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上，而不是埋头于文案工作。”

　　风险高且老无所依

　　村医不仅要为基层民众看病，还肩负着安全用药知识普及和保证患者用药安全的重任。因此，村医对药品安全知识的了解至关重要。

　　去年10月，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琼海市立君村村医医疗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裁定村医陈道安犯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并赔偿原告11万多元——究其事件原委，2009年，琼海市中原镇新华村委会立君村村民司家尔到中原镇中原村卫生室打吊针，村医陈道安为其点滴注射阿奇霉素后，司家尔因药物过敏抢救不及死亡。经鉴定，确定司家尔死亡是因为陈道安违反了阿奇霉素药品要求慢速滴注的使用规定，按照常规输液速度为司家尔进行滴注，致使输液速度过快。

　　“且不说刑事责任，那份高额赔偿单就让一名村医再难翻身。在诊疗范围宽泛，诊疗条件简陋，风险分担机制缺失的情况下，村医所承担的医疗风险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村医说。

　　在承担着医疗风险的同时，村医却又不得不面对老无所依的窘迫。不久前，王禄生在接受《瞭望》周刊采访时就表示，村医基本77%都没有养老保险。

　　的确，从今年开始，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村医养老的问题。1月末，青海省循化县把该县308名村医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范围，为他们交纳养老金9.24万元；安徽省一些地方的老村医收到了政府发放的每月300元的生活补助。

　　值得欣慰的是，村医老无所依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但随着城镇化的速度加快，生活费的持续上涨，目前村医的养老保障水平仍较低。村医不能垮

　　显然，今天村医所面对的尴尬境遇，以及村医队伍青黄不接的现实正在引起政府的注意。如贵州省日前提出，将在2012年把村医政策性补助月平均增加417元，以此稳定村医队伍。据了解，2011年下半年，贵州省就出台政策明确村医定额补助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300元。照此计算，今后贵州省的村医每月得到的补助将超过700元。

　　同时，对于村医人才的补充，黑龙江、河北、青海、海南等省也在积极想办法。哈尔滨鼓励退休医生和大学生当村医，并承诺全面落实乡村医生待遇，使其补助水平与村干部相衔接；河北省三河市启动大学生村医工程，目前已选聘了50名大学生村医充实到村级卫生室；青海今年将从在职的乡村医生、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生和大中专毕业生中，定向培养和招录1000名村医……

　　“人才补给之后，如何留住人才，让村医安心在基层工作，将更为关键。”一位业内人士说。他表示，既然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共产品，就应该回归村医的公益性，把村医纳入国家卫生技术人员的范畴。